广东
■张东锋
国家网信办日前发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征求意见稿的修改说明看，此次修改重点集中在完善涉及违反网络运行安全一般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违反网络信息安全义务行为、个人信息保护等四个方面的法律责任制度。这也是我国网络安全法自2017年6月1日施行以来，时隔五年后的第一次修改。
从时间间隔上看，网络安全法此次修改较人们印象中过往的很多法律显然要短了一些，或者说来得快了一些。这在很大程度上跟网络安全法所规范的内容属性有关。显而易见，人们对网络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网络应用的日渐普及而不断深化的。同时，相比于现实中法律层面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性，网络技术的飞速进步、新网络应用及业态的持续创新，客观上也决定了网络安全所涵盖的具体方面是快速变化的。这就要求从立法层面必须实时关注网络安全所涉及内容的显著变化，与时俱进作出相应修改。
揆诸现实，网络化越普及，与人们生活联系越紧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越凸显。以过去五年为例。对个人来说，网络安全可能主要涉及颇受社会关注的个人隐私安全，以及与此相关的网络诈骗等违法问题。从公共安全的角度看，至少有两大热点事件值得关注，也的确引发了公众关注。一是，滴滴因为存在严重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处理活动，最终被处以80.26亿元人民币巨额罚款；二是，2021年7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将被视为“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网络安全的重中之重”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纳入法治轨道。
置于这一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此次修改缘何集中在法律责任制度方面。一方面，通过相应的修改，提醒人们切实重视网络安全；另一方面，通过修改及时完善相关的制度，进一步推进网络安全的依法治理。从四个方面具体内容看，无论是“进一步完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有关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还是“新增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有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归结起来都是为了适应现实变化和治理需要，织密织牢网络安全的法律制度屏障。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相关行政处罚幅度的调整。综观目前网络安全法对相关网络运营者或直接责任人的行政处罚，除了责令改正、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外，罚款金额总体上在一万元到五十万元，最严重者不超过一百万元。而此次征求意见稿拟修改的条款，则显著提升了罚款额度，对相关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除由省级以上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外，还有可能“处一百万元以上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罚款”。这就大大提高了网络运营者的违法成本，有助于强化其主体责任意识。
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特别是涉及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往往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作用。通过修改健全网络安全法律责任制度，说到底无非就是要重申，网络安全与网络发展就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不可偏废，更不能把责任当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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