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失去了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家

开寅

戈 达尔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瑞士医生家庭。二十岁前，他在巴黎的博物 馆、咖啡馆和电影俱乐部之间游荡，在大学注册却从未想过要去上节课。

那时的 他不会想到，他会成为被世界瞩目的一股电影新浪潮的最重要开创者之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青年电影人不间断地学习模仿他的风格，大量电影评论家和学者将他引为毕生研究的对象。

即使是成名后，戈达尔也在很长时间里是争议的对象，他被认为自私、自负、反犹、睚眦必报，但这些个人品格上的瑕疵都没有影响他站在法国电影新浪潮的最顶端。甚至在最近十年，成为法国电影大师仅存的一面旗帜。

2022年9月12日，年过91岁的他，选择通过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由此画上句号的，是一段最辉煌的法国电影史。在身后，他留下了一份无法弥补的空白，和一份贴满个人风格标签，足够独特丰富的电影思想和技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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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尔一生语出惊人无数，但被头脑敏锐的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抓住并在他的课堂和电影理论著作中反复引用的一句是：「那不是血，是红色！」。这是戈达尔在回应评论界对于他的影片《周末》中充斥大量暴力场景的批评时，迸发出的一句有力回应。

也许在常人看来，用「红色」替换「血」似乎是琢磨不出太多直白含义的文字游戏，但对于戈达尔来说，这却是贯穿他一生的作品构筑思路方式，体现了他对电影本体特性充满哲学穿透性的认知。

作为观众，当我们把电影银幕看作是一块巨大的传播介质时，我们会忍不住将这块出现在银幕上从人物胸腔中喷射出的鲜艳红色和现实中的「血」等同起来，这样的「硬性」嫁接会与一系列相应的含义、表达和逻辑链条自动联系起来，它可能代表对于受伤、疼痛、残肢断臂、死亡的联想，观看者更可以从中轻易解读出与前述联想紧密相连的各种相关表述——暴力便是其中最直接的一个。

但是，如果我们放弃胶片、银幕以及电影本身是一种类型的介质的观念，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银幕上这块红色时，它背后所隐藏的文本引申含义便退化而去，它变成了与电影画面的质地本身融合在一起的性质。

它产生的，不再是对于红色在现实中各种约定俗成无需思考和感受的指代意义的联想，而是红色直达感官的冲击震撼力。

它揭示的是电影影像超越出文字、表意与逻辑的另一种内在表现能力。而这正是戈达尔从他的第一部作品《精疲力尽》到最后一部作品《影像之书》从未放弃而贯穿始终的创作意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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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新浪潮诞生之前的世界电影，几乎被好莱坞电影完全统治。后者通过电影银幕讲述故事、阐述意义、形成类型并娱乐观众的一整套模式也同样成为电影工业奉行的金科玉律。

好莱坞电影拍摄和剪辑衔接紧密流畅、叙事起承转合高潮迭起，场面调度精密准确，以及内在贯穿着动作与反应构成逻辑的内容组织方式都成为电影制作的唯一标准。

战后在意大利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开始在内容上拒绝好莱坞式的陈词滥调，但正是从法国新浪潮开始，电影的发展走上了另一条在观感上完全不同的轨道：它不再追求行动的连续、内容的衔接、剪辑的连贯和演员面对外界刺激产生的「正确合理」反应，而是时刻准备斩断单一贯通的逻辑链条和类型束缚。

当我们观看戈达尔在60年代中早期的作品，无论是《精疲力尽》《随心所欲》《卡宾枪手》，还是《轻蔑》《法外之徒》《狂人皮埃罗》，最出挑的直观感受就是它们突兀的断裂感和随意变化的节奏韵律。

《精疲力尽》

这并不仅仅是手持摄影、跳跃式的剪辑和刻意散乱完全放弃连续性逻辑的后果，更是一种由内而外倾泻而出的野生力量，它跳过了传统文本叙事，将传达情绪和精神力量的责任赋予了画面和人物本身。

电影的创作重点由内容转向了形式，这其实就是「那不是血，是红色」的意指所在。在这些被广为评论和分析的形式技术手段革新背后，文本内容和表达含义的之间的固定搭配并不存在，鲜血并不指向暴力，裸体并不代表情欲，书本并不带来知识和智慧，而死亡也并不意味着生命终结。

所有在戈达尔影片中出现的影像构成元素都不具有更深的引申涵义，它们就是其自身本体，产生的是对感官的直觉冲击。

这样的电影美学思路创造出了电影史上那些最动人难忘的形象：让·保罗-贝尔蒙多、珍·西宝、安娜·卡里娜、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等等，他们在遇到戈达尔之前都是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但在戈达尔的镜头里都绽放出了最耀眼的光芒。

正是因为戈达尔的电影放弃了那些构筑常规人物的文本意义枷锁，这些演员才得以在银幕上成为「红色」，而非「鲜血」——他们不再是剧情中的人物，而是银幕上的自己。在剧情垮塌以后，他们的动作、姿态、神情、话语成为了影片的核心，戈达尔借用了他们最鲜活的本色完成了个人意图的直观表达。

我们都在谈论戈达尔是如何反叛，如何用前所未有的手段更新了电影的形式。但究其本质，为了能让电影成为抽象的「颜色」而非具体的「物质」，他除了「背叛」传统，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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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有任何一个其他导演像戈达尔这样如此喜欢让人物在影片中读书。

这里的「读书」特指的是打开书本高声朗读：让-保罗·贝尔蒙多在《狂人皮埃罗》中坐在浴缸里读书，

米歇尔·皮科利在《轻蔑》里赤裸着上身坐在红色沙发上读书，

让 -比埃尔 ·列奥德在《男性，女性》里坐在咖啡馆里读书，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在《中国姑娘》里坐在饭桌前读书，

在《德国玖零》中失业的间谍坐在书房里高声朗读哲学著作，

《电影社会主义》中的女儿靠在加油站的柱子上也在读书，

而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的名字干脆就是《影像之书》。

但另一方面，从七十年代开始直到2022年去世前，戈达尔却在各个层面展开了对于承载并传播信息的媒介（其中最重要的是电视）的猛烈攻击。在2020年4月7日在他于瑞士的家中进行的网络直播访谈中，戈达尔表现了出对于语言的高度不信任，他不断提到需要超越语言，而创造出新的话语方式。

而他之所以将他2014年的影片命名为《再见话语》，正是因为旧的话语在语言符号的主导下逐渐退化而消失，它导致我们陷入了内容固定的语言模式所施加的权力陷阱。

换句话说，当整个六十年代电影革命的浪潮过去后，戈达尔发现他重新身处于一个可能将「红色」固化为「鲜血」的世界。更有甚者，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这样点对点的组合搭配模式构成了信息传播的基本模式，它更促使一切有形具象和无形抽象的事物向着「媒介化」的道路狂奔。

从八十年代末期至1998年，戈达尔花费了近十年时间制作了长达266分钟的影片《电影史》。

影片由海量电影史上经典影片的静态或者动态影像组成，看上去似乎是一套信息量超大的影片集，但戈达尔却用毫无规律而杂乱无章的方式将它们拼贴在一起。影片的画面时而飞速切换，时而又凝滞不动，间或穿插着叠画、画中画、以及戈达尔自己打字读书的影像片段，而背景声响中则穿插着声画完全分离的台词咏诵、音乐片段和画外低语。

唯一能将影片结构化的，是不断出现在画面中硕大经过美术化处理的打印体单词，但它们已经几乎完全脱离了其语义意旨，成为短暂冲击视觉的直观图像。

戈达尔在此展现出了对于媒介信息组合方式的反向「利用」思路：他似乎在影片中塞进了大量的信息；但实质上将所有能传达明确意旨的信息尽数击碎打破，让画面、声响以及文字完全分离，甚至故意错误搭配，导致原本声音和画面承载的意思表达完全消失，其因果逻辑关系被完全捣毁，在影片中出现的信息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银幕上涌出的是断裂成碎片的视听「数据」，却呈现出了某种凝聚为情绪力量的直觉冲动，它构成了266分钟的彻底反信息化/非信息化整体。

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戈达尔的作品中贯穿了如是非信息化观念。他个人的政治观点依然强烈，但却拒绝传达清晰的数据、观点和结论。

他不再像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那样单纯依靠形式和某几个人物/演员的驱动去传达涌动的情绪力量，而是将固化的人物和其周遭环境彻底击碎，在视点、行动、画面和声响的断裂和跳跃中，刻画某种弥漫在银幕空间中的整体个人情绪状态。

这一点在《各自逃生》《受难记》《芳名卡门》《李尔王》《新浪潮》等影片中都表露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可以看作是《电影史》在精神上的分支作品。

越是年长，戈达尔就越展现出惊人的独立创造精神。进入2010年代，他执着于不断挑战语言作为符码而具有的固定意义，对出现在他影片中的画面、文字和声音进行变形、变色、变速、变调和变质，让原本的意义在形式的畸变中从固有的整体中跳脱出来，产生无数新的潜在表达可能性。

在《电影社会主义》《再见言语》《影像之书》这样的作品中，图像不断被实验手段再造，和原有的历史、文本、社会政治涵义完全剥离；字母、单词和短句会作为单独的影像出现，甚至演化为一种图像：某一些字母的颜色会突然变化，而另一些字母会突然增减而组合起来产生新的意义。

如果说在文本中，原始字母组成的短语是语言的话，那么在影像中让其通过变形和重新排列组合而在图像层面产生视觉变化便形成了不同于「语言」的崭新「话语」方式。

戈达尔的智慧过人之处在于不断采用「借尸还魂」的方法消解已经固化的视听信息规则；他敞开胸怀借用他强烈批判的影像形式，用充满想象力的颠覆手段重新组合它们的样貌、形式、内容和构成，完成了一次次「将敌人的武器扔回给他」式的反击。

现在当我们回想起遍布在他电影中的读书场景，我们甚至不能确认这些书本和被朗诵出来的内容究竟具有怎样的指向意义。正如《中国姑娘》中的场景，脑子里塞满从朗诵中得来的文字理论的主角维罗尼卡，在火车上与教授的对话中却失去了判断现实情况的坐标。

戈达尔在让影片中人物的情绪姿态绽放的同时，又用书本中的文字将其包裹，这何尝不是对「红色」即将固化为「鲜血」的某种心态复杂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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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尔的一生致力于用「言语」方式将电影与语言、文本、意义和媒介进行彻底切割。在这条道路上，他是走的最远的一位，在某些时候，我们甚至只能看到他一个人的孤独背影。

几乎所有人都毫不怀疑地认为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是媒介传播为王的时代。特别是近十年来，成本低廉而有效的技术手段使得信息的收集、制作、整理和传播完全可以由个人完成，形成传统媒介难以匹敌的巨量信息传播能力。

如果在此时，随着戈达尔和他那句「那不是血，是红色」的宣言离我们远去，电影失去了它「红色」的特质而凝固成「鲜血」，它将无法抗衡货真价实的媒介力量（网络、社交媒体、手机、短视频），等待它的只有慢性死亡。

有一个关于戈达尔非常贴切的实例可以类比电影在他去世后会遭遇的尴尬困境：在2020年4月7日的戈达尔网络采访直播平台中，涌进了不少豆瓣听众。在主持人和戈达尔关于影像的侃侃而谈时，很多豆友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了他身穿的那件绿色毛背心上。很快有人在淘宝找到了同款，并留下了大量「买起来穿起来」的豆瓣广播。

在 这 一刻，戈达尔在某一片虚拟网络空间中成为了一件衣服的载体。 他的精神和话语固化成了那件绿色毛背心和淘宝同款。

如果我们从此淡忘了戈达尔，电影就会成为那件淘宝毛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