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创新中“政府—市场”格局的权变模型探析——基于硅谷、以色列和重庆的比较研究

摘 要：政府与市场是推动创新最重要的两股力量，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各司其职是促进区域创新的重要前提。随着创新理论的不断演进，政府和市场在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多元，在不同区域的创新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方式与发展格局——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主导或两者共同主导。无论哪一种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区域自身历史文化背景、所处发展阶段与环境、创新演进的初始条件等诸多关键因素的影响，忽略上述因素则难以构建出具有更广泛适用性、能够推动创新的“政府—市场”格局的权变模型。系统梳理了政府与市场引导创新的理论演进历程，即从熊彼特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坚持市场主导创新、企业家是创新的核心，到新古典学派和制度创新学派开始重视政府作用、强调政策干预与制度创新，再到国家创新系统学派强调政府主导创新。在此基础上，对政府与市场以不同组合方式推动创新的一些典型案例做出了综述。选取硅谷、以色列、重庆共计28位高科技企业创始人、风险投资公司管理者和政府负责人，就政府和市场在创新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开展深度访谈。硅谷是典型的市场主导的创新格局，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区域创新生态，其将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投资环境作为创新的支持系统，政府则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间接的环境支持。以色列是典型的政府主导的创新格局，政府在培育创新人才、构建投资体系、动员社会资源等方面扮演着绝对的主导者角色，市场作用的发挥也是基于政府搭建的平台而实现的。在重庆的案例中，政府和市场在创新过程中均扮演了关键的推动者角色，政府制定政策、搭建平台，为创新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企业则推动市场机制有效运转，是真正的创新主体。基于硅谷、以色列、重庆的案例研究，构建了区域创新中“政府—市场”格局的权变模型，硅谷、以色列、重庆在技术来源、激励机制、人才环境、资本市场等4个维度的鲜明差异促使其在创新领域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市场”格局。研究揭示了政府和市场在区域创新中所扮演角色的变化。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同时因时因地选取恰当的政策工具，实现“政府—市场”格局的与时俱化，对于推动区域创新至关重要。

政府与市场是推动创新最重要的两只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在激发创新主体活力、促进创新成果产出、形成创新生态环境等方面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随着创新理论的不断发展演进，政府和市场在创新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也愈发多元，在不同区域的创新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方式与发展格局——或以政府为主导，或以市场为主导，或两者共同主导。既有关于区域创新的研究往往仅将某一种“政府—市场”格局作为推动创新的范式，进而推论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创新理论。这忽视了不同区域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处的发展阶段与环境、所具有的启动条件等决定创新走向的关键因素，因而难以构建出具有更广泛适用性的、能够培育和促进创新的“政府—市场”格局的权变模型。

本文基于硅谷、以色列和重庆的案例开展深入剖析与探索。其中，硅谷是典型的市场主导的创新格局，其依托大企业、高等院校和投资机构等，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区域创新生态。硅谷将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投资环境作为创新的支持系统，而政府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间接的环境支持。以色列则完全不同，政府是创新的先锋，在人才培育、投资体系建立、社会资源动员等诸多方面都扮演着绝对的主导者角色，市场作用的发挥也是在政府搭建平台的基础之上逐步显现的。而在重庆的案例中，政府和市场在创新进程中均扮演了关键的推动者角色。一方面，政府制定政策、设计机制、搭建平台，促进适合区域发展的龙头企业引进的同时，为中小微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在充分享受政策红利的基础上，主动推动市场机制有效运转起来，使得大中小微企业在创新生态中各自发挥作用。基于对硅谷、以色列和重庆的分析和探讨，本文构建了区域创新中“政府—市场”格局的权变模型，从技术来源、激励机制、人才环境、资本市场等方面，揭示政府和市场在区域创新中所扮演角色的变化，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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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如何引导创新

熊彼特自1912年首次提出创新理论后，又不断对其加以完善，使其成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热点。20世纪50至70年代，传统经济学理论已经难以解释许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机制，与此同时，学者们通过技术创新与进步来研究和阐释经济增长，这有力地促进了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创新应当由谁来主导，政府与市场在其中又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被研究创新理论的学者们反复提及与讨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政府对于创新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演进的历程也呈现出了从市场主导创新到政府主导创新的变化（见图1）。

图1 政府与市场在创新中的作用变化

1.1 市场主导创新：企业家、企业与市场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并产生额外经济效益的市场行为。这种组合既可能是新生产资料的投入、新生产方法的运用和新产品的出现，也可能是新市场的拓展和新组织方式的实践。创新的关键主体是企业家，并且其是企业的核心，而企业又是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顺着这个逻辑，当时学术界将对创新的探讨聚焦于企业家和企业。

新熊彼特学派通过对经济因素建立线性模型、创新周期模型等，指出企业家是推动创新的主体，创新的演进和扩散等都离不开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战略。卡曼与施瓦茨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与企业规模、市场结构等密不可分，其中技术创新的速度和意愿与企业的规模和垄断能力呈现相关性，而对创新最为有利的市场结构是中等程度的竞争。应当说，新熊彼特学派继承了熊彼特的很大一部分观点，认为市场在技术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

1.2 政府得到重视：环境干预与制度创新

有学者将技术创新与政府政策联系了起来，认为技术创新是在有利于创新的制度保障下政府政策引导激励的产物。这种观点又分为两派：新古典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与其他商品一样存在公共商品、创新收益的非独占性、外部性，政府的干预与引导能够极大促使技术创新顺利进行。政府可以通过调整金融和税收政策、颁布或修改法律法规等行政手段对技术创新进行干预和引导，进而提升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与带动作用。制度创新学派则探讨了制度对技术创新过程的影响，提出只有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创新权益的产权制度以配合技术创新的发展，才能激励企业和个人不断创新，并最终提升全社会的收益与福祉。戴维斯和诺斯提出，在假定社会政治等宏观因素稳定不变的前提下，一项新制度，包括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和约束制度等，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制定并推行它的成本时，制度创新就会得以实现。此派学者普遍认为，政府是最适合且最有动力进行制度创新的主体。

1.3 政府主导创新：创新促进者与需求者

国家创新系统学派提出，政府可以主动成为创新的促进者和需求者，并参与创新的全过程。弗里曼最先在宏观概念上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并通过研究说明国家并非只能提供资金或进行基础投入，而是可以通过调整制度和创新政策，来弥补在技术创新上的后发劣势。从微观来看，国家创新系统的要素囊括了所有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生产关系。伦德瓦尔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介绍了这种微观关系，广义层面包括从促进学习研究到创新转化的经济制度，狭义层面则包括协助和激励研发部门进行技术创新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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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市场的组合：基于区域差异的研究

当政府在创新中的地位与重要性随着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提升时，一些学者对创新系统的研究开始转向微观领域，即将创新系统建立在不同的区域，可能是行政区域，也可能是与行政毫无关联的其他区域，诸如产业园区等。萨格森宁在研究了硅谷的众多企业后提出，硅谷的成功主要是依靠区域内集聚的各大中小企业之间通过密切交流所建立的网络系统。库克对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进行了总结，完整地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即创新是由在地理上相近但又分工不同的各组织通过交流协作形成的区域体系的支持而实现的，这些组织包括不同行业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相关服务部门。区域创新理论认为，企业与产业的集聚是创新的关键，国家层面的政策并不适用于全部地区，不同地区至少在金融、文化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差异。

当前针对创新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某个区域的特定案例，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通常不具备普适性。在众多研究案例中，美国硅谷无疑是市场主导创新的最佳范例。这是因为自由市场的思想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无法光明正大地直接对市场创新进行干预或对高科技创新企业进行政策支持。基于硅谷中介服务组织的研究表明，企业间创新网络是促进创新的主要动力，政府可通过政策和法律手段对中介服务组织进行管理以促进企业间创新网络的建立。基于美国硅谷和日本筑波的比较研究，得出了以硅谷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创新发展模式比以筑波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创新发展模式更符合创新发展规律的结论，强调要以市场为主导，减少政府干预。基于美国硅谷与中国中关村的比较研究，从创新资源与效率、产学研关系、投融资体制、企业制度与管理模式、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体系、政府作用、创业文化等多个维度展开，指出在市场主导环境下所形成的创新与创业文化是硅谷的精髓，政府主导的中关村则须借鉴硅谷发展的一般规律。有研究从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比较中总结出，“计划造不出硅谷，政府应少点上场”。针对英国牛津郡的研究揭示了新型创新机制，即将市场调节作为科技创新的主要驱动力，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协同的科技创新体制。

在市场主导创新理论借助硅谷的成功而不断壮大时，政府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因为以色列等国家在高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而未被湮没。尤其《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一书，更是让全世界关注到了这个建国只有半个多世纪且常年处于战火之中，总面积仅有美国加州二十分之一，但创新指数仅次于硅谷的国家。以色列政府深度参与了本国创新系统的构建，首席科学家制度极大地提升了政府科技决策的水平与能力。政府部门以下属机构的形式组建了一批研发中心，并通过制定年度科技计划形成鲜明的创新导向，全面统筹与协调创新研究，提升全社会的研发水平。例如，工贸部发布了种子基金计划、生物技术计划、通用技术研发计划、磁石计划、小磁石计划、研究与开发基金计划、技术孵化器计划、创新企业促进计划等诸多促进工业研究开发的计划。同时，以色列政府主导的YOZMA计划将风险投资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以进一步降低融资门槛。虽然以色列也强调基于市场导向的创新，但从其建国几十年间对顶层制度设计的重视和对创新创业领域的资源倾斜来看，以色列的创新成就无疑是政府努力主导的结果。相关定量研究显示，政府主导下的创新体系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开展引发技术和产业重大变革的探索性创新。

现有对市场与政府在推动创新方面作用的研究视角不同、观点各异，本文无意对比孰优孰劣，各种模式在不同区域获得成功必然有其内在逻辑。因此，本文力求通过在美国硅谷、以色列和中国重庆的实地调研访谈，探索不同发展模式所适用的区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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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硅谷、以色列和重庆

本文以描述性访谈研究为主，针对美国硅谷、以色列和中国重庆共计28位高科技企业创始人、风险投资公司管理者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政府和市场在高科技企业创新创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开展了深度访谈，并结合访谈资料对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区域环境下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定性分析。在对访谈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硅谷、以色列和重庆在技术来源、激励机制、人才环境、资本市场等方面的差异促使其在创新领域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市场”格局。

3.1 技术来源

硅谷的技术创新主要源自在一些大型企业的多元发展过程中，各类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通过思想碰撞所促成的交叉创新。大型企业在推动创新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一批具有一定市场前景，但与企业当下技术发展方向不一致的前沿交叉技术。这些交叉技术或灵感通常是伴随着企业发展被“无意间”发现的，又因与整体发展战略存在“夹角”而被企业放弃。但或许会有一批人继续坚持在此方向上进行开拓，最终依托该技术创立了新的企业，使得技术最终得以商业化。例如，曾经成立过光通信技术创业公司并将其成功出售的企业家HL，他的灵感源自与同事在希捷（Seagate）一起参与的旨在提升系统信息传输存储速度的相关研究工作。当时，希捷公司的技术目标是提高固态存储媒介的数据传输速度，有材料学背景的HL在和有光学背景的同事的合作中产生了利用光传送数据进而实现光通信的想法。在希捷公司表示暂没有这方面的战略考虑后，HL与同事选择了离职并在硅谷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以色列的技术创新则更多地源自政府的政策引导。据特拉维夫大学创新中心负责人YK介绍，以色列政府实行了首席科学家制度，在政府重要部门设立有13个首席科学家岗位与“首席科学家办公室”。首席科学家参与政府创新政策的制定，监督国家创新计划的实施，同时为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和研发指导。首席科学家在以色列国内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可见以色列民众对政府主导创新的认同度非常高。政府各部门在首席科学家的指导下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管理国内的科技创新和应用转化，政府与相应的科技委员会直接参与对各项技术的价值评估。除此之外，YK还介绍了以色列政府在设立孵化器和开放军用科技方面的相关政策。以色列国内孵化器密度很大，且孵化器中的企业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各项支持服务，包括行政审批、金融支持、发展咨询等，政府主导的色彩十分浓重。

在重庆，技术创新模式与硅谷模式类似，主要是由大、小企业合作来实现。相较于政府，企业对市场规则的领悟更加深刻，对市场需求的感知更加敏锐，对市场走向的把握更加精准。而市场中处于不同行业和阶段的企业在上述3个方面也存在差异，差异则提供了合作的可能性。大企业在市场中的参与度高、话语权强，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大，因而也应当成为合格的创新方向引导者。大企业和小企业的联合，由大企业提供行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市场经验和技术指导，由小企业提供尖端创新计划和创新活力，双方定期开展科学技术研究交流，充分形成了硅谷模式中的技术衍生模式和创新激励模式。在与孵化器内高科技企业的访谈中，一家研究利用人工智能对大气环境进行在线云监控的公司的负责人M提到：

小企业或创新团队一般会有更加灵活的创意，并且可以在一个细分的领域挖得更深。大企业即使想做，往往也受限于精力和战略。所以我们（小企业）就要做他们（大企业）无法做到的细节创新，这样才能与他们合作。但是小企业往往缺乏科技资源，开始的时候很多设备和条件都不具备，必须要依托他们（大企业）的资源优势。目前在产业园里面，因为我们是他们产业生态的一部分，并且和投资我们的T公司在一栋楼上，我们的产品对他们的新战略领域有贡献，所以我们经常会一起讨论。经常是我们有问题，就能直接坐电梯下来找到他们的技术人员。如果有更深入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申请和由几家大型企业及专业机构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讨论。

可以看出，在技术创新方面，以色列由政府聘请科学家，通过政府制定创新政策、设置政策议程进而激励技术进步；而硅谷和重庆则都是以大企业和小企业联合为主要模式，大、小企业发挥各自的差异化优势，共同促进创新的产生。两种模式发力点不同，分别从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维度推动了技术的创新发展。

3.2 激励机制

在硅谷，对于创新创业的激励机制主要是围绕大企业展开的。访谈中多位企业家表示，创业企业并非都是以上市为最终目标的，以并购的方式来实现技术的进一步延展也是硅谷企业的惯常选择。例如，在思科（Cisco）工作过的ZF和在Juniper Networks工作过的LC都表示，通常情况下大企业由于科层制的原因，自身效率下降，推进创新的速度放缓，所以很多大企业选择通过收购有相关技术突破的中小企业以实现自身产品的升级，并且兼并可以使大企业获得该中小企业的相关技术专利，从而阻止其竞争对手获取这项技术。由于大企业通常会以溢价的方式完成技术收购，因此很多企业家都有十足的动力以被超额并购为目标，围绕大企业开展创新创业。例如，曾将企业出售给硅谷一家大型企业的FJ提到：

一开始我只想做大学教授，也没有想过要创业。1991年的时候我们团队做出了一个芯片，去找IBM谈的时候，IBM说，“你们的团队都是学生，合同没有法人保证”。我们就开了一家公司。后来除了IBM，思科和几家手机厂商也都成了我们的客户，再后来有一家公司觉得需要拿下这项技术，就把我们收购了，报价大家都比较满意。

此外，针对是愿意将一家企业坚持做下去，还是愿意将其出售的问题，各位企业家基本上都表示，如果有合适的报价会考虑出售。ZF将这种态度解释为：

硅谷的很多创业者都会把创业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我们这些做技术出身的，也更享受把一项技术从0做起来的过程。大企业的收购也是对我们能力的一种肯定。我们也可以摆脱朝九晚五的束缚，这对创造力也是有好处的。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围绕大企业创新发展的市场激励机制，才使得真正有创新意愿和能力的人能够获得精神（成就动机）和物质上的双重激励，从而更加愿意开展创新创业活动。

而以色列制度环境的特点，则充分体现了其自建国以来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国际政治与军事环境。以色列地处地中海东南岸，国土面积仅2万多平方千米，地貌以沙漠为主，缺水严重、土地贫瘠，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同时，与阿拉伯国家常年的领土争端、资源争夺及军事冲突，使得提高国家经济与军事实力成为以色列政府的首要任务。曾担任过总理顾问、现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负责人的BS就他之前在政府的工作经历总结道：

对以色列政府来说，要在当时和现在复杂的局势中生存下去就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实力的背后是国家经济的支持。以色列没有石油，没有资源，要维护国家安全就必须发展科技，所以最高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支持高科技企业发展。因为高科技可以在带来经济附加值的同时，为军事工业的发展提供服务。每次政府工作会议上，一定会有关于鼓励创新方面的议题。

在推动科技创新的历程中，由于国土面积狭小，国内市场潜力十分有限，以色列需要充分依靠国际市场来为创新活动有效配置各类资源。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国家以资源要素相威胁，国际市场对以色列秉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导致其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失灵，这直接促成以色列走上了政府主导创新、激励创新的道路。以色列政府通过1991年主导设立的企业孵化器和1992年组建的政府创投引导基金——YOZMA基金，建立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激励模式，有效撬动了社会资本，特别是国外资本的参与，大量资本的注入加速了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化进程。

相比于硅谷的市场激励、以色列的政府主导，重庆两江新区则体现了政府主导与市场激励的协同。除税收减免、简政放权等措施外，两江新区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两江新区通过大部制协同建立了信用评价体系，整合了多个部门的信息资源，借助应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搭建平台，构建企业信用分级制度以有效激励市场主体；同时，还设立了两江新区知识产权法庭，针对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的特点，聘请专家陪审员，增强专业技术支撑，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氛围。

两江新区通过搭建平台、建立联结、提供信息等方式，有效激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创新协作与分工。在搭建平台方面，两江新区联合专业机构、地方支柱企业和引进的龙头企业等成立委员会，对各类创新项目进行评议和交流指导，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支柱企业、龙头企业与创新团队的双向选择，发挥市场激励的作用，提升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在建立联结方面，两江新区与腾讯、阿里巴巴等龙头企业合作打造了集创业咖啡、众创空间、专业孵化器、企业加速器、产业园区等于一体的集群孵化加速模式，将科技创新型企业纳入大企业的产业生态中，促使大企业直接为刚起步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指导。在提供信息方面，两江新区通过建立信用评价体系为大企业和投资机构提供决策辅助。这种做法在信息透明度不高、市场发展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可以有效降低投资风险，激励和支持大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科技创新项目的评估与指导上。

3.3 人才环境

在硅谷访谈的10位企业家和创业者中，7位有过在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经历，并且创业方向与当年的工作经历有着较强的关联。在龙头企业就职的经历不仅让他们将自己所学的科学技术理论同市场实践结合在了一起，也让他们对企业的运作和管理有了更为系统深入的学习及认识。例如，一位曾在Sun Microsystems工作过、正在着手建立一个基于网络的系统操作平台的企业家XC说：Sun是一个非常有超前战略眼光的公司，21世纪头几年就提出了网络存储技术，在当时还没有“云”这个概念。我目前正在带领团队进行的项目就是在当时获得的灵感。并且在Sun公司工作是非常有弹性和有创造性的，大家都是充满理想地为一个前景努力。我现在的公司也在朝着构建这样的企业文化而努力。

曾在Juniper Networks工作过的LC也就这段在大企业工作的经历描述道：Juniper是一个非常规范的公司，在里面可以迅速学习到很多与高科技企业管理相关的东西，我也会思考促进创新的企业管理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在之后的创业中，这段经历让我避免了很多弯路。

可见，在促进将掌握了科学理论、具有创新思维、能够产出创新成果的科技人才转化为能够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将前沿技术进行商业化应用的人才方面，硅谷的龙头企业确实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孵化与催化作用。这些龙头企业在提升人才创业能力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教育不仅大大节约了政府和大学在创业教育方面的投入，同时因其是基于龙头企业广阔平台的实践而更富有成效。

以色列的创新创业人才供给，除了重视教育以外，与很多国家不同的是，其对科技移民持十分开放的态度。YK本人就是法国移民，特拉维夫大学创新中心支持孵化的很多企业负责人起初也并不都拥有以色列国籍。YK介绍说，以色列人认为不同文化的交融碰撞更加有利于推动创新。

义务兵制度也在以色列的独特国情下，成了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义务兵制度并非以色列所特有，但却成了以色列创新的重要源泉。《创业的国度》一书指出，由于以色列国土面积小，人口少，军队总量不足，因此要求每位军人都必须掌握多项技能，并具备在紧急情况下做出决策的能力。军队成为青年人成长的大熔炉，他们熟练操作科学装置与仪器，善于探索并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此外，军事化活动有利于个体之间强关联社交网络的形成，这种一起学习技能和解决问题的经历往往会成为日后组建创新团队的基础。BS这样描述服兵役对自身以及他与战友关系的影响：以色列的义务兵制度不仅让我们在军队里学到了很多科学技术，也促进了全民主动学习。因为每个人都想加入空军、精英突击队，尤其是Talpiot和8200部队，进入这两个队伍不仅是对能力的肯定，也会获得所有人的尊敬。Talpiot和8200部队选拔很严格，重点考察预先掌握的技能，所以很多以色列青少年为了通过选拔，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等。我和战友到现在依然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我有个想法，会马上打电话约他们见面听听他们的意见，通常我们都会谈论一天。他们即使不能加入，也会介绍很多资源给我。我们在一起都是讨论如何解决问题，很少把时间浪费在回忆过去上。

应当说，以色列通过军队的实战考验、危机应对、单兵作战等训练，为年轻人提升科技素养、决策能力、团队意识以及学习技能等提供了重要平台，有效降低了其日后参与创新创业的学习成本。同时，全民兵役的制度安排也有效改善了公众的知识与能力结构，真正使得创新与创业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相比于硅谷、以色列的人才富集，重庆两江新区地处中国西南部，区位优势不足，较难吸引富有竞争力的人才，尤其是创新创业人才资源相对缺乏，这也是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创新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政府一位相关负责人H提到，重庆市内知名的重点院校只有一所重庆大学，区域创新人才储备总量偏少，需要依靠各类引导和扶持政策吸引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创新创业人才。在开展科学研究、推动技术创新方面，政府主要通过面向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引进优质人才、助力本地企业与国内顶尖院校开展联合研发等方式，逐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为创新创业良性发展积攒后劲。目前，两江新区已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国内高等院校建立了人才合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才劣势。

3.4 资本市场

在美国，资本主要集聚在大财团或大企业的手中。因此，对于创业企业的创新研发而言，成功引起大财团或大企业的关注，并赢得他们的认可与投资至关重要。区域地理位置的接近或许有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有效引起大企业的注意，从而获得更广的企业关系网络和更多的资金支持。创业者HS是硅谷一家创业企业的CTO，同时也参与了谷歌、苹果等公司的一些学术交流项目，并多次在这些公司发表学术演讲。他在提到这些经历时表示：刚开始做机器学习的时候，资金主要靠团队自己想办法。后来有了一定的成果，我们就给已经关注这一领域的一些大公司寄了材料。几个距离较远的公司也表达了一定的兴趣，但是毕竟太远了。在硅谷这边的大公司，我们与之建立了定期的技术交流，我们的团队不仅在技术方面收获很大，而且我们的成果也得到了他们的肯定，他们表示愿意支持我们的项目，目前来看融资困难相对小一些。

除了通过技术创新成功引入大企业投资以外，创业企业在初创阶段基于技术创新的优势、产品市场的前景等，与大企业建立供应链合作关系，签署相对稳定的供货合同，使大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供给，这同样可以大大缓解创业初期的资金难题。例如，企业家JX在公司创立初期就通过与一家大企业合作，赚入了第一桶金——150万美金，这笔订单也使其能够在硅谷成功立足。

在以色列，政府资金是创业企业立足和生存的重要支撑力量。据风险投资基金负责人BK介绍，以色列政府以极低的门槛为创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即使是被风险投资拒绝的高科技创业项目，政府也会组织委员会对其发展前景进行评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获得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此外，以色列政府的支持资金秉持不盈利、不追责的原则，当企业获得成功时政府只收回当初投资的资本，当企业失败时政府也不会索要一分补偿。这样的政策设计是以民众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和对政府的信任为基础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创新与创业的门槛，促进了民众的创新探索与创业实践。

而重庆两江新区对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支持主要体现为政府与企业联合发挥作用。比如，由两江新区牵头推动，两江战略基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大型央企、市属国企、社会资本等多方共同投入建立基金，聚焦两江新区创新型企业发展并持续投资助力。再如，两江新区基于信用评价体系，在传统抵押担保贷和助保贷的基础上，推出了基于企业信用分级体系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业贷款“科技创业贷”、科技型企业信用贷款“科技信用贷”和科技型企业担保融资贷款“科技担保贷”等。对申请企业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其项目的科技创新程度和企业信用评级，获得贷款的企业资金压力显著降低。可见，政府政策支持为企业发展增添了内生动力。

3.5 硅谷、以色列和重庆的“政府—市场”格局

3.5.1 硅谷：大企业主导与政府联结角色。在硅谷的调研中，本文访谈了10位不同年龄段、不同专业背景、不同行业的高科技企业创始人。他们中有的在过去十几年间经营着同一家公司，有的将公司出售后又进行了多次创业，有的事业有成之后涉足高科技投资领域，有的初出茅庐正在努力为第一次创业而打拼，等等。通过访谈可以归纳出，硅谷创新的主要来源是以大企业为核心、以周边大学为依托的企业创新网络。硅谷的龙头企业带动产生众多创业者和衍生企业。而这些衍生企业是大企业在促进技术、信息、经验等汇聚流动并形成知识外溢现象的有力证据。

在硅谷，多数人信奉自由市场的原则，政府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联结高科技创业企业与市场的媒介。相比于中国地方政府，硅谷所在的加州政府在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上更加偏向于环境类政策工具，而非政府强干预的供给类政策工具。受访企业家也表示，除了税收减免和政府采购以外，加州政府对创业企业鲜有其他实质性的优惠政策，鼓励金融机构放款也并无确定的标准，员工技能培训对高技术企业而言也如同鸡肋。总结而言，在硅谷创新的源泉是大学和实验室，但创新的基础还是市场和大企业。

3.5.2 以色列：政府主导与大企业搭车角色。由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以色列的创新创业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随着以色列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其在国际市场的参与度与活跃度也持续提高，市场与资本在以色列创新创业活动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尽管如此，对政府的信任仍然是全部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公司在创新时的首要信条。BS总结道：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度过了一切都要依靠政府支持的时代，国外和私人资本大量涌入为以色列高科技创新带来了巨大的资源，但是政府依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我们都相信政府和首席科学家。以我的投资公司为例，我在投资一个创新项目的时候，首先会看该团队成员服役的部队，如果他们来自精英部队，我就会比较信任他们的能力；其次会看他们有没有政府相关创新项目审批委员会的评价或有没有获得政府的投资。如果以上条件都能满足，那我基本上都会跟进投资的。

3.5.3 重庆：政府与大企业双重引领角色。重庆两江新区政府在推动创新创业过程中的定位可归纳为负有管理责任的创新平台。与加州政府服务者的角色不同，首先政府是有所为的，在维护创新环境的同时也要创造创新环境，既完善法律和政策体系，也在实质性支持方面给予创新激励。其次政府虽然在社会组织关系中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但在市场主体内部则也有所不为，主动退后积极发挥平台效应，为不同行业领域提供交流平台。两江新区政府认为，管理模式的转变是市场创新的重要推手，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位负责人Y介绍说：现在的产业园区建设已经不像之前的成本导向，政府只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这种运作方式与城市发展是脱节的。政府还需要提供配套服务，系统布局产业，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技术创新。现在我们的模式是以用户（企业）为核心建设园区和提供配套公共资源。

两江新区的产业园区建设以“一楼一生态”为理念，围绕新兴科技产业展开。其与龙头企业、专业机构合作，评定并奖励绩优的高科技企业，激励企业发展与创新。

大企业在两江新区创新创业中扮演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创新方向引导者的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身经济贡献已经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责任。除了和所有企业一样要履行环境友好、诚信经营、保障员工利益等社会责任外，作为市场和产业发展的主要带动者，龙头企业也应当分享发展经验和市场资源，带动其他科技企业共同营造繁荣的市场环境。两江新区实行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梯次发展，构建了“种子+初创+成长+龙头”的企业结构。培育发展分享经济，鼓励龙头企业以众包攻克技术难题，通过生产协作、开放平台、开放标准等众扶方式，带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和创业者共同构建创新生态。通过分享资金、技术、经验等，形成大企业帮扶小企业的社会氛围。两江新区的大企业主要承担与中小微高科技企业合作互惠的帮扶责任，提供合作开发的技术指导，推动创新项目的发展。依托不同的龙头企业，各众创空间也得以实行差异化的培育孵化模式。例如：赛伯乐（重庆）众创空间，采取独特的“投资+辅导”创业导师制度，帮助科技型、创新型小微企业快速成长；腾讯（重庆）众创空间，依托腾讯公司的平台流量和开放资源等核心优势，打造创新资源集聚地；猪八戒文化创意众创空间，依托O2O文创服务共享平台，打造辐射国内外的“互联网+”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基于上述针对硅谷、以色列和重庆在技术来源、激励机制、人才环境、资本市场等4个方面的分析，揭示了不同区域、不同背景下政府与市场作用角色的调整与变化，“政府—市场”格局的权变模型分析结果得到了系统性呈现（见表1）。3种模式并无优劣之分，但各种模式下政府和市场所担负的角色值得关注，特别是政府角色中主动而为的内容。政府因时因地选取恰当的政策工具，对于推动区域创新至关重要，要努力避免用力过猛或是劳而无功。

表1 基于硅谷、以色列和重庆案例的“政府—市场”格局的创新权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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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探讨

回顾以上案例，本文认为硅谷模式适合已有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投资环境，且有大企业作为其产业生态主体的经济发达区域。政府仅须通过完善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加强管理和监控，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提供环境支持。以色列模式产生之初，国家尚处于经济欠发达阶段，面临外部封锁，经济发展诉求十分强烈，同时政府具有很强的威信和动员能力。具备以上特征的区域可借鉴以色列的经验，通过政府的顶层设计与政策倾斜，促进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集聚，借由政府投入降低创新与创业的成本，加速人才的培育与成长，逐步完善市场机制，形成创新生态。重庆两江新区模式适合于有一定经济基础且政府具有一定统筹资源能力，但市场和产业结构尚不成熟的区域。政府需要搭建平台，投入资源与提供服务，积极引进龙头企业，促进龙头企业与中小微企业交流协作网络的形成，逐步提高市场成熟度。

各个区域因金融、文化和基础建设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公认的标杆不能简单照搬。市场和政府在引领创新的过程中并没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是要根据不同区域特征和不同发展阶段选择最适合的发展模式。例如：日本筑波在发展初期于政府的主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但随后由于角色定位不清而开始衰落；硅谷能成为现在的创新创业天堂，既是源自长期积累和市场探索，也与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在发展前期所奠定的基础密不可分。当前全球各种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百花齐放、各具特色，其中最重要的共性就是政府和市场基于发展实际各司其职，在正确的位置上做正确的事情，不越位、不错位。

在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虽然政府和市场所直接发挥的作用有大有小，但二者始终缺一不可。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和企业间充分的交流协作，政府无法掌握全面的市场信息，投资人也会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筛选成本增加而降低对市场创新的支持力度；缺少作为创新平台提供者和创新环境维护者的政府的支持，企业会因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而失去创新的动力，也可能因难以跨越的融资门槛而消亡。

杜函芮，博士，清华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科技创新政策、高等教育管理。本文节选自《创新科技》杂志2022年第7期《区域创新中“政府—市场”格局的权变模型探析——基于硅谷、以色列和重庆的比较研究》一文。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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