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康熙专用，今天变成民间洗脸盆 从“广珐琅”看全球化“互融互鉴”

■铜胎画珐琅“万寿无疆”缠枝花卉纹盘，清乾隆时期。图片来自《广东省博物馆藏品大系 杂项卷一》，文物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

■清铜胎画珐琅花卉碗，足底以红釉书“广东省城濠畔西约义和祥造”双方框款。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代，广州益丰搪瓷厂的面盆，铁材质，广东省博物馆藏。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多年之前，我还是个孩子。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方便面，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稀罕、多么美味的东西！连妈妈用来泡面的那个搪瓷汤碗，都让人印象深刻：因为用久了，碗底釉料磨损，露出褐色锈迹。

后来我才知道，这搪瓷碗，竟和路易十四以及康熙大帝，有千丝万缕关系。

现在，请您寻出家传的锈迹斑斑的搪瓷碗/面盆/漱口杯（如果您也有的话），听我们讲一个“广珐琅”的传奇故事，这故事讲完，您就会知晓广珐琅和搪瓷的关联，并会更深认识到，什么叫作世界的广州，什么叫作从全球视野看“互融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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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匠进京创烧“广珐琅”

丁蕾博士，广东省博物馆科研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我们今天的采访对象。从其策展的“臻于至美——广珐琅特展”，到近日刚落下帷幕的“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展”，吸引记者和观众的，不仅是难得一见的琳琅展品，还有她“讲故事”的方式。

“过去的每一分钟都是历史。‘挖掘’文献和文物背后的‘人’的故事，我觉得对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重要意义。”

比如，在过去七百年间，13世纪晚期开始，在欧洲的艺术和文化领域，吹起一场劲势持续至今的“中国风”，而尤盛于18世纪的“西风东渐”，也给古老东方艺术和科技，带来创新灵感。

在这场全球化交流中，广州熠熠生辉。像“广珐琅”那样熠熠生辉。

那一年，广州工匠，实现了康熙的一个梦想。那是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添加了康熙作“好友”，派出传教士，给后者送来奢华瑰丽的“珐琅”器物。康熙对这礼物大感兴趣，一边不断要求“技术外援”来中国，一边思索如何“自主研发”。在他不停“发微信”给法国，要求对方“技术总监”快来的时候，广东巡抚“加入了群聊”。他说，皇上啊，我们在广州找到了几个会烧造这种“画珐琅”的人。（这就是“广珐琅”的直接缘起。）

丁蕾介绍，有别于元明已出现的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画珐琅工艺更高级。掐丝珐琅，又名景泰蓝，粗浅解释，是在胎体表面，先用金属丝，围出各个区域，然后填釉料；錾胎珐琅，则是在金属胎体上“凿”些小坑，然后填釉料。画珐琅摆脱了“丝”和“坑”的限制，可直接在胎体上绘制，产生如油画般自然融合的视觉效果。

面对迥异于原有传统的生产系统和色彩运用的工艺，谁来执行这场充满未知的试验？

了解一定欧洲珐琅技艺的广东工匠，成为不二人选。他们进京了。1719年，懂得珐琅制造的法国传教士陈忠信也来了，经他点拨，中国画珐琅技术迅速提升。

随后，广东工匠在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大力扶持下，历经重重困难，终于炼制出中国自己的珐琅器，“广珐琅”美誉应运而生。1748年（乾隆十三年），粤海关开始有制度地承办“广珐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省博物馆建馆初期，故宫曾调拨给我们一批‘广珐琅’，当时清宫标签上就写着‘广珐琅’三个字。您问我何为‘广珐琅’，这可能就是狭义上的答案。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要讲一个广义的‘广珐琅’呢？因为如果只盯着这几件东西，你没办法说清它到底是什么。”

可能也没办法说清，为什么是广州？为什么广州人懂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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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见人、见时空

街，集销售和生产于一体，销售业务及至深宫大院，产品类型丰富。”

“从广珐琅目前所见的器物的纹饰上，会发现它既有清宫元素，也有西洋元素，有些更有民间元素。这些都在纹饰上综合体现。有些民间器物的色彩不如宫廷用品那么明艳，画工没那么精致，但它们相近。有可能是工匠退休回家后的更大传播。”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贡品的渊源、商品的属性，这是更广义上的“广珐琅”。

然后“华彩”出现了——为适应批量化生产，民间的广珐琅商品往往会运用化繁为简程式，采取更多元开放、兼容并包的态度，这注定了广珐琅的进一步大放异彩。原是学自外国工艺的珐琅，经广东工匠创新，销往欧洲时，被外国人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品，以“华彩”称之。

“所以当我们突破了面前这个‘器物’的桎梏，在更大时间和空间范围，去追溯它的故事，我们就会对‘兼收并蓄、互融互动’等这类常见词语，有更深刻认识。”

首先我们要看到，广州并不只因“三江汇流”，及具备1757年一口通商“红利”等客观条件，才成为中外交流“重镇”。其实数千年来，它一直是“扬帆通海”的繁华都会。在康熙寻找工匠之前，随着珠三角对外交流的频繁，已出现懂得西方画珐琅的当地人。

“说‘广珐琅’时，定义要打开，如果仅关注粤海关进贡铜胎珐琅这段，就很难理解它们为何从广东来。当把视野打开些，就会发现广州和清宫‘结缘’前，已有许多铺垫。”丁蕾说。

广珐琅的出现是一个机缘，而非一个巧合。广州作为广东政治、文化中心，汇集着南来北往的商人、政客，同时亦聚合着各种能工巧匠。正是那些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工匠们，令外来的珐琅技术，日臻与中国传统工艺融合。

而后，随着广东工匠从京“退休返乡”，这种宫廷技艺开始在南粤大地传播。丁蕾介绍，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义和祥造”铜胎画珐琅花卉纹碗，足底以红釉书“广东省城濠畔西约义和祥造”双方框款。“义和祥位于广州外城最繁盛的商业街道之一——濠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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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融互鉴”，比想象中更快

她进一步表示：“从广彩，到象牙球，我们都有这样的期待——希望大家看到这些展品时，不要仅想到‘广州特色’这四字，就算完成了，我们希望能让您的博物馆之旅，收获更丰富的知识外延。”

“虽然现在还没有文献资料，证实画珐琅对中国瓷器的确凿影响，但无可否认，珐琅进来的这段时间，广彩的色彩越来越缤纷，两者风姿越来越接近。现在不能确定究竟是谁影响了谁，但它们确实在同一时空出现了。我觉得这就是互鉴。”

“而在才结束的‘丝路光华：粤陇文物精品联展’（这个展览刚刚获得了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22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最后一部分内容我尝试把实物和研究结合，做了三个个案，从大家熟知的瓷器、象牙球和钟表出发，揭示隐含在器物背后的中西方知识、文化和观念。被国人引以为傲的广州传统工艺象牙球，工艺其实是从国外传入的，它原本是国外贵族用来训练自己耐心和专注的一种技艺。这技艺或从澳门传入中国。但，鬼斧神工的象牙球工艺，中国工匠是从14个点勾刻进入，也就是把原始胚球分设成14面体，而西方只有6面体、12面体、24面体等。这就是灵活运用西方技艺的创新。”

而且，这种吸收、共融和创新，时间周期是比较短的，也就是说，我们兼收并蓄的速度、全球化共通的速度，“比曾经想象的要快”。“在全球化的文明模式下，可能很多民族、很多地域，都通过相对比较开放的态度，提升了本民族的文化思想和生活质量”，丁蕾说。

正如昔日被康熙专用的“广珐琅”——在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影响下，珐琅技艺得以改进，大规模机器生产珐琅器皿成为可能。这种珐琅器皿被称为“搪瓷”，民国时期“珐琅”与“搪瓷”同义互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标准，手工制造的工艺品叫“珐琅”，工业化机械大规模生产的金属胎珐琅叫“搪瓷”。20世纪60年代广州最大的搪瓷厂是益丰搪瓷厂，它的质量和造型可与当时上海、西安等地区媲美。

搪瓷环保实用、容易清洁、色泽亮丽，它不仅可以用来泡面、用来漱口，还可以当作脸盆来盛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洗我脸；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洗我脚”——深受大众的搪瓷用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成了千家万户生活中的不可或缺。

而我们如今知道了，它有如此璀璨的故事。

本版图片来自《臻于至美——广珐琅特展》，（广东省博物馆编，岭南美术出版社，2020年6月第1版），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