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江南神探端木宏峪找对象，缘何成了三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难题

参考资料：纪录片《神探端木》第三集《进退之间》；参考资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张斌《江南名探》

1949年5月27日，时年22岁的原济南市公安局刑警组组长的端木宏峪跟着他的老领导原济南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随着解放军的大部队进入了上海市，接管了位于福州路185号的原国民党政权的上海市警察局，接手了这座“东方魔都”的警务工作。时年37岁的李士英就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首任局长，而在进入上海之前就已经因为布置抓捕冒牌“燕子李三”李盛武而名声初显的端木宏峪则被李士英任命为刑警处警法科盗案股股长（端木宏峪布置抓捕李盛武的详情请看本厂长欺世盗名无恶不作的下场，1949年济南市公安局抓捕飞贼李盛武始末一文），专门应对刚刚解放后的上海严峻险恶的社会治安问题。

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逃之前，将2000多名关在监狱中的刑事重犯（主要是身上背有人命案的盗匪）故意放出以达到扰乱上海社会治安的险恶用心。再加上大批被解放军击溃，但却没能挤上逃跑船只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携带着枪支弹药藏身在城市的各个大街小巷；他们和放出监狱的盗匪恶徒们相勾结，抢劫商店，强抢民宅，稍有不从就开枪杀人，无恶不作。另外尚有大批枪支弹药从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军火仓库中流散到了民间，大量流入到不法分子手中，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一时间整个上海市民怨沸腾，因此，李士英的局长位子屁股都还没坐热就临危受命，上海市军管会给他下了死命令，必须在短时间内对盘踞在上海市区范围内的武装不法盗匪进行打击，还上海市市民安定的生活秩序。

从1949年到1952年，在上海市公安局李士英、扬帆（石蕴华）和许建国三任局长以及刑警处同志们的努力下，上海市区以及周边的各种土匪和不法分子都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威胁新生人民政权的能力，大部分向人民政府投降，少数死硬分子缩在见不得光的角落里苟延残喘、惶恐度日。

在这个时期，端木宏峪因为胆大心细又武德充沛（人高马大还有一手好枪法），历经三任局长却一直深受器重（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的班底基本上分成从山东老解放区随大部队进城的“山东派”和由在江浙沪地区的老地下党组成的“本地派”构成，两派虽然都是“革命同志”，但毕竟不是喝同一个地方的水长大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龃龉。而端木宏峪是在山东起家成名，但又是会讲上海话的苏州人，在“山东派”眼里他是跟着老局长一起南下的自己人，在“本地派”眼里他能文能武关键还能讲上海话，也没把他当外人），能者多劳的得到了很多出任务的机会。任务出得多立功自然就多，于是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24岁的端木宏峪就从盗案股股长升为警法科副科长，但由于当时警法科科长空缺，所以实际上端木宏峪就是实质上的警法科科长。

到1951年时下半年，上海市市面上的社会秩序已经基本安定了下来，各项生活都步入正轨，反特压力的大为减轻使得警法科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刑事案件的侦办中。这个时候，细心地同事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咱们的端木科长还打着光棍呢！

公安局没有部队那种“258团”的规定（年龄在25周岁以上、党龄或军龄在8年以上、职务是团职以上才能打报告结婚，简称“258团”），时年24岁、身为科级干部的端木宏峪其实已经到了向组织上打报告要求结婚的年龄。然而他此时连正经的对象都没谈过一个，可是急坏了身边的一帮领导和同事们。

按道理讲，端木宏峪身高1米80、仪表堂堂（见下图）、文武双全，又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最年轻的科级干部，这样的条件放在当时绝对是女孩子心目中理想的“男神”形象，但为什么就光棍了呢？

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归纳有如下几点：

1、端木宏峪有“历史问题”。当时还叫蔡承彦端木宏峪在1946年5月在苏北从国民党部队出逃并辗转来到山东解放区参加革命，为了避免仍在“国统区”的老母亲和其他亲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报复清算，他在参加革命后将姓名改成了“端木宏峪”。而曾经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兵的这段历史也成了端木宏峪不愿意提及的“黑历史”，但每次组织内部审查的时候必然要将这段“黑历史”翻出来审查一遍，虽然每次都过了关，但在当时这种将究身家清白的社会大环境下，这段“黑历史”足以吓退很多姑娘家。

2、端木宏峪的工作时刻有生命危险。由于当时端木宏峪能力出众，参与侦破了一大批当时轰动社会的大案要案。因此残余的反动势力也将端木宏峪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在暗地里有人悬赏1000块大洋买他的人头。他本人也好几次遭受暗算而和死神擦肩而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解放后的前两年，端木宏峪几乎可以说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和反动势力进行着殊死搏斗（好几次子弹擦着脑门或者耳朵飞过，还有一次落水差点淹死），个人问题自然要往后放。而人家好端端的姑娘也不愿意嫁一个随时可能会牺牲而让自己年纪轻轻就当寡妇的人。

3、端木宏峪的身份不允许他随随便便地找对象。端木宏峪身为上海市公安局的干部，因为工作关系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到大量涉密信息，因此就决定了端木宏峪不可能随便在社会上找对象，必须是要经组织审查确信政治上绝对可靠且绝对没有被人利用的机会和可能。光这一条就足以秒杀掉八成以上的对象候选。

虽然有种种限制，但也不能让年轻有为的端木科长就这么“单”下去啊。于是，在刑警处候处长甚至是李士英和扬帆两任局长的亲自过问下，给端木宏峪找对象成了上海市公安局刑警处的又一项特殊的“重要工作”。

一帮子警察，优先选择的范围自然也是警察，于是端木宏峪的同事们就在上海市公安局的内勤女民警中开始物色合适的对象。选择女民警好处多多：首先是知根知底，进警队前全都经过政审，大家档案都在局里放着，要查底系调出档案就行；其次女警的革命觉悟普遍比一般群众高得多，大家都是警察自然也会理解搞刑侦是个什么工作性质，更重要的是脑子里有根弦，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最后，女民警一般在局里管内勤，往往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且比较心细，这样的女人很适合作为“当家大娘子”，替工作忙到不沾家的端木宏峪管好这个家。

但偏偏端木宏峪这边总是“掉链子”，不是因为出现场没时间，就是因为闷葫芦性格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而错失了很多“相亲”的机会。同事们纷纷感叹：“小端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对端木宏峪的爱称，待端木宏峪在三十多年后成为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处长时，“小端木”的爱称就成了“老端木”的尊称）办案真的是一把好手，但是在女人面前可真是一言难尽，他的这个对象——不好找啊。

此时，镇反运动已经结束，没收被镇反人员的财产清点工作还在进行，由于人手不够，一些市局的干部被借调到基层去协助工作，其中就包括一些从刑警处派下去的干部。当一名刑警处的干部到常熟路分局（该分局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个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收的分局，所以，这里的干警都是“老资格”）协助清点镇反人员财产时，一名戴着细边眼镜、身材清瘦高挑、相貌清秀的女民警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这名女警正在专心致志地核对着列表明细。

观察了几天后，该干部想到了还在打光棍的端木宏峪，于是就向常熟路分局领导了解起这名女警的情况。

经了解，这名女警名叫王筠芳，系常熟路分局内勤民警，时年20出头，上海本地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是上海市公安局在上海解放后在上海招收的第一批内勤女民警，从警已快一年，尚未婚配。给她介绍的对象也不少，但因为各种原因也都没相中。

于是，这名刑警处的同事连同他当内勤民警的妻子夫妻同上阵当起了月老牵线搭桥，分头向端木宏峪和王筠芳两头介绍了对方的情况，同事的面子不能不给，于是端木宏峪和王筠芳在1951年12月在中山公园进行了头一次“相亲”。

几十年后，晚年的王筠芳对那次相亲依旧记忆犹新，因为她看到身高1.88米、皮肤白皙、国字脸、五官端正的端木宏峪后一眼就相中了这个高大帅气的男人。因为她心中早就有了一个另一半的标准形象：个子要高（她自己都有1.72米，怎么着也得找个1.80米以上的）、长得要帅、人得要白、还得是能讲上海话的本地人。这简直就是给端木宏峪量身定制的标准，每一条都完美地符合了王筠芳对另一半外貌上的要求（端木宏峪虽然不算上海本地人，但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所以说，在今后的相处中，王筠芳才是那个相对比较主动的一方（这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颜值即正义”）。

“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们是约在中山公园，他们（指两头的媒人）约我们去的，我看到他后就说不错，我就要找一个个子高的，他也长得蛮高，还有就是他的外表也蛮好看的，面孔白白的，那么我就同意和他两个人谈朋友，就是这样的。”

在“谈朋友”的过程中，王筠芳发现端木宏峪并不爱说话，且工作确实非常忙碌。但这并不等于端木宏峪是个不动感情的“钢铁直男”，因为只要一有空，端木宏峪就会骑着自行车来到王筠芳家楼下，然后两个人就在王筠芳的家周围“轧马路”（上海话“逛街”的意思），甚至有一次还拿着两张戏票请王筠芳去美琪大戏院看了一场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不过，这也是端木宏峪请当时是他“女朋友”的王筠芳看的唯一的一场戏。

但王筠芳已经不在乎这些了，身为民警的她完全理解端木宏峪的工作性质，也知道婚后她注定将和端木宏峪聚少离多。但正因为自己也是警察，所以不后悔。

随着相处的越发深入，两人的关系逐渐进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这时，平时话一向不多的端木宏峪突然像换了个人似的打开了话匣子，将自己的“黑历史”、家庭情况以及自己为何从“蔡承彦”变成“端木宏峪”的过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王筠芳。

对此，王筠芳也曾经犹豫过，再加上各种群众运动接二连三，两人的对象一处就处了将近两年，直到这一切都告一段落后王筠芳也想明白了，她觉得端木宏峪既然能坦诚自己的过去，说明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更何况这些“黑历史”组织上也心知肚明，并不算什么“欺骗组织”，没什么大不了的。

终于，她下定了决心，和这个叫端木宏峪的小伙子偕老终身。

1953年11月初，端木宏峪向组织上递交了希望和王筠芳同志结成革命伴侣的结婚报告，时任局长的许建国很爽快地大笔一挥批准了这份报告。端木宏峪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一员干将，他的婚事最终还是定在了自己的手里，许建国局长心中还是有点小得意的。

1953年11月7日星期六，也就是十月革命36周年纪念日的那天，端木宏峪和王筠芳正式喜结连理。婚礼很简单，就请了媒人夫妇和几位警法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到端木宏峪的新房中小聚，根据王筠芳的回忆：桌上放着代表“早生贵子”的红枣、花生、桂圆和莲子以及一盘什锦糖果，还放着公安局的领导和同事们随的极具时代气息的贺礼——《毛泽东选集》、记事本、钢笔。在来宾的祝福中，小夫妻俩有点害羞地喝了交杯酒，至此礼成。端木宏峪从这一天起正式“脱单”，直到1995年9月3日端木宏峪去世，端木宏峪和王筠芳相濡以沫了42年。端木宏峪最终会有“江南神探”、“东方福尔摩斯”的美誉，离不开王筠芳同志背后默默无闻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