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同性关系合法背后：人口出生率跌至0.78，为东南亚最低

文 | 第四分队长

2022年8月31日，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面向公众发布了一条消息，新加坡计划取消刑法典当中的377A条之规定，一旦完成立法修改后，在新加坡，两个男性之间的自愿性行为不再违法。

李显龙认为废除刑法第377A条是一项“正确的做法”，没有理由为此起诉这些人，也没有理由将这种行为定义为犯罪，相信法律的修改，“能让新加坡的LGBT群体感到宽慰。”但他同时强调，无意改变婚姻的现有定义和相关政策，新加坡法律只承认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制度，与公屋、教育、领养条例等等会继续以此为依据，与LGBT相关内容将继续受媒体分级限制。

▲ 本次新加坡修法计划 联合早报

新加坡上一次辩论是否要废除第377A条文是在2007年。当时政府决定保留有关条文，虽不主动执法，但也不废除条文。具体来说，377A条其将男性之间的“严重猥亵”（gross indecency）视为有罪。法条的根源是来自英国19世纪以来殖民历史，当今的印度以及过去的香港都有类似的法律条款。

在2013年，有一对同性伴侣打算借助诉讼作出改变，他们向新加坡法院起诉，指第377A条违反宪法第9条和第12条，最终案件被驳回，从2007到2013年之间，有9人因为377A条款被定罪，因此，废除377A条款一直是新加坡平的权益倡导者的诉求之一，而新加坡当局的回应是：是否废除，需要考虑广泛的民意基础。

新加坡是一个人口不到600万人的城市国家，其中华人占比四分之三，可以说，新加坡社会对于LGBT+群体的态度演变，完全可以视作一场大型的社会观察实验。

从明代开始，新加坡就成为华人出海的聚居地，郑和下西洋曾建立旧港宣慰司，统辖当今的马来半岛。鸦片战争以后，更多的华人选择出洋谋生，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来自闽南，也就构成了今天新加坡华人的主力群体。

闽南多山，开垦耕种不易，因此大量人民出海谋生，加上闽南人重视血缘与亲族，常常抱团，或以好勇斗狠，这样的性格才奠定了新加坡发展的基础。上世纪60年代，英国治下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当时大马来西亚联邦也应声独立，马来西亚政府提出马来人至上的口号，打压华人族群。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带头起事，两次流血斗争后得以独立建国。

新加坡人选择李光耀有其历史必然性，后者也被奉为新加坡国父。当时新加坡人一穷二白，一方面需要面对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个不同种不同教的庞然大物，另一方面又要解决内部发展问题。一个国土极为狭小的城邦，毫无任何自然和技术资源。因此李光耀的执政带有雷厉风行的家长式作风，甚至有“乱世用重典”的举措。

举例来说，新加坡保留了鞭刑（违反377A条款者也要收此惩罚），除了一些重罪以外，还以维护市容为目的，用鞭刑处罚涂鸦及破坏公私财产的行为。同时李光耀还推行把公民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强制储蓄，后世的公积金制度来源于此，他还大力推进公屋建设，确保人民居者有其屋，这也是华人社会的朴素愿景。

李光耀统治长达31年，其间把新加坡打造为花园城市的同时跻身发达国家前列，人均GDP超过7万9千美元（2022年），排名世界第七。但各种华人旧时代的产物，在新加坡都还有留存。新加坡的公屋申请还在严格遵着户主制度，如果一个年轻人没有单独立户，他是无法申请公屋的，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15岁至34岁的未婚人士中有97%与父母同住。

进入21世纪的新加坡社会处于一种分裂的气场之下，一方面，经济发展高度国际化与自由化，另一方面，社会风貌裹足不前，人口出生率跌至0.78，为东南亚最低。

新加坡的社会保守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也不能再继续维持。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04年从父亲那里接过大权，随后就不得不面对充满变革的时代，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从75%的绝对多数，十几年间一路走低到61%，李显龙不得不宣布进行社会改革，尤其是回应年轻人的呼声。

过去华人重视和仰赖以家族为核心的亲缘社会，家族提供了一部分对儿童的照顾、抚养乃至就业保障，但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传统的家庭关系已经越发不能适应。尤其是在少子化的的新加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尝试打破家庭的藩篱。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5岁至34岁的居民中有57%是大学毕业生，高于10年前的 46.5%，较2000年的 24.4% 几乎翻了一番。赚钱能力的提高，以及生活观念的变化，让年轻的新加坡人更容易从家里搬出去。

在年轻的租客当中，以LGBT+群体的独立生活意愿最高。有的中介专门建立了咨询页面，以应对来自LGBT+青年的租房需求，对他们来说，出柜可能是相对困难的，而从家里搬出去则成为了刚需，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到来，更加速了LGBT+青年独立的愿望。一名中介在接受采访时说道：“由于过去两年远程工作，(家庭)可能发生了很多冲突。”根据他的经验，“(社区里的)很多人为了心理健康而试图搬出去，因为他们可能来自一个非常不友好的家庭环境。”

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在无形中缓慢地改变社会对于LGBT+群体的看法。南洋理工大学200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9%的新加坡人对LGBT持消极态度，而只有23%的人持积极态度 ，但是到了2019年，类似的调查显示，新加坡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保守的，但在认同LGBT权益方面变得更加自由，超过20%的人表示同性成年人之间的性关系完全没有错或大部分时间没有错，比2013年上升了约10%。

作用新加坡社会对于LGBT+群体的可见性的一个原因，是当局一直对涉及LGBT的文化产品进行严格审查。新加坡媒体发展局禁止在电视和广播中“宣传或美化LGBT生活方式”，2019年7月，新加坡说唱歌手Joshua Su（也叫“The G3sha”） ，在一首名为“I'm OK”的新歌中出柜，这首歌曲突出了他的童年、他所面临的恐同情绪以及他对自己的性取向的接受，而因此受到了当局的查禁。

新加坡的LGBT+群体需要探索一条自己的发展之路，由于无法申办骄傲游行，主办方以邀请大家身穿粉红色衣服到场聚会的方式倡导“有爱无类”，这就是“粉红点”的由来。首次活动于2009年的兰芳公园开始，人数从开始的不到2000人，发展到2015年的2万8千人。相比于骄傲游行，粉红点聚会要温和得多，但还是遭到宗教团体的杯葛，包括苹果、Google、Facebook等跨国企业有意参加粉红点，随即被当局警告“外国机构”不要干预该国内政，自2017年开始，主办方不得不设置围栏并且只允许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进场。

到了2019年，新加坡LGBT权益的变化迎来了一个历史性事件，李桓武与同性伴侣在南非登记结婚。受人关注的点在于，李桓武是李光耀的孙子，也是坚定支持废除377A条款的积极分子，后来他跟新婚男友一起出现在粉红点聚会上，

作为大伯的李显龙不得不出来回应LGBT权益的相关问题了，李显龙面对媒体时谈到：“这项法律（指377A条款）目前仍然存在，新加坡社会在相关课题上不是那么开放。但是废除法令的呼声依然很高。”他说，“在社会态度发生改变之前，我做好了接受这项法令的准备。”

▲ 李恒武与男友在粉红点聚会 每日头条

李光耀在生前接受采访时也谈到李桓武的出柜，他说自己曾经为此专门询问过医生的意见，“他们生来就有这种基因，本质上是基因遗传时随机的差异，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有什么办法？但还是会爱他。”

李光耀的表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华人社会对LGBT的认知，那么社会的态度究竟如何呢，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2019年5月，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调查估计，新加坡有21万名男性曾有过同性关系。该调查所得数据是之前估计的90,000名男性的两倍多，甚至已经占到了新加坡常住人口的3.7%。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在2019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新加坡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数已从2013年的74%下降至60%。民意调查还发现，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的新加坡人中，有近60%的人认为相同性婚姻没有错。似乎终于到了可以讨论377A条款的存废问题的时候了。

也就是在8月21日的国庆大会上，作为总理的李显龙提及：“我国上一次在国会辩论377A的存废已过了15年，人们对这个课题的态度已有明显改变。”他说：“尽管新加坡整体上仍是个保守的社会，但同性之间的关系已被更多人，尤其是年轻国人所接受。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再次检讨这个根本问题。

▲ 2019年粉红点集会上要求修改377A条款， 联合早报

包括“粉红点”和Oogachaga等组织在内的LGBT+社群也对废除条文的决定“松了一口气”，但社群认为修宪保护婚姻的定义，将“释放出LGBTQ+人士不是平等公民的信号”。因为宗教团体提出，强调由一男一女组成的家庭单位，才是社会的基础，因此呼吁当局在斟酌适合新加坡维护婚姻制度的法律时，也将宗教团体的立场考虑在内。

面对不同声音的质疑，李显龙为自己的政策辩护，试图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一边越是用力推动改变，另一边就越是用力反击。一些西方社会就因此陷入了文化战争。观点对立者相互蔑视，借‘取消文化’的抵制行为打压对手。他们对彼此的怨恨也将社会分裂成相互敌对的派系。”他说：“所有群体都应保持克制，因为唯有这样，全国才能万众一心，携手前进。”

新兴政党工人党在声明中也说，免于恐惧和歧视并在法律上得到平等对待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但不同群体也有凭着良知讨论各自立场的权利。“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社会，由多个宗教、族群、文化和语言构成，相互适应和容忍是立法的关键考虑因素。”

李显龙所代表的态度，几乎就是华人社会的折中表现。有关于平等权益的问题，诸如扭转治疗的问题，比如在职场、校园反歧视的问题，比如同性婚姻和伴侣收养的问题，这些华人社会中的藩篱，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去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