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安静辞职”运动背后揭露，转型中职场人的期待与忐忑

相较于“安静辞职”，职场上更常发生且更应遭到唾弃的或是“安静裁退”。全球职场给予本地员工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人口不应仅承担着劳动者的角色。

英国《金融时报》上周刊登一篇题为《瞧，劳资天平是不是在倒向工人一方？》的报道。文中引述了曾在英国财政部任高职的达里奥·珀金斯（Dario Perkins）对目前全球劳动力与资本抬价之战的未来预测，论述引起了高度关注。

这位目前在研究公司TS Lombard担任全球宏观部门主管的经济学家形容，发达国家的职位空缺与失业工人的比例正在激增，而劳动年龄人口却在减少，全球经济新一轮的“宏观超级周期”（macro supercycle）即将到来，这意味着世界将迎来“高通胀、高赤字、剧烈宏观波动和快速轮动的商业周期”时代。有趣的现象是，与此同时，劳动力与资本之间长久以来倒向资本的“失衡”问题，或会得到缓解，许多如去全球化与气候变化趋势导致的经济结构性转变，相信将让权力转向工人。

珀金斯提出的经济论述总是既辛辣又吸引人，尤其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许多国家经济命脉遭资本垄断的局面中，一般工人阶级对经济结构的变动是否能让新的生产范式诞生，更是抱持期待。然而，即使对珀金斯的论述不完全买单，无可否认的是，如他所说，全球劳动市场正发生剧烈的变化，职场的游戏规则也不一样了。

不论是疫情期间世界各地发生的大规模辞职现象、居家办公的常态化、围绕四天灵活工作制的激烈讨论，或是一系列突然冒出就瞬间红火、与职场现象密切相关的网络新词——如中国员工主张的“躺平摆烂”、美国员工掀起的“安静辞职”（quiet quitting）运动——都显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正在对劳动的意义进行反复思考，一个新兴的职场概念也正在悄然崛起。

以讨论已蔓延至亚洲职场圈子的“安静辞职”现象为例，对于一般老板来说，员工已对职业倦怠却又不递上辞呈离开岗位，而是只完成分内事，准时打卡下班，对加班说不，这是万万要不得的行为。

然而，近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一位友人分析说，相较于“安静辞职”，职场上更常发生且更应遭到唾弃的或是“安静裁退”（quiet firing）现象，即老板不给你加薪、不定时给予你工作上的反馈、公司对你的职业发展前景缺乏规划，却也不把你“炒掉”的行为。

她说：“这明明更常发生，而且对于老板来说，以如此方式让员工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受到孤立、不获赏识，而自行提出辞职，似乎更符合公司利益。但这才是不该被接受的。”

友人的潜台词是，如果老板对员工采取“安静辞职”的姿态感到那么厌恶，那他们该做的是重新调整职场待遇分配。美国“安静辞职”运动背后揭露的，相信也是职场人士的不安，员工对于为工作搏命（hustle culture）的文化的反抗。

在职场上，人们面对严峻的现实，大家希望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但这似乎仍意味着必须放弃更高的工资、更好的职业发展。

在新加坡，近期备受关注的还有让人充满视觉想象的“鲸鱼与孔雀鱼”论。这是李显龙总理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为说服国人向国际顶尖人才敞开大门，所使用的生动比喻。

1990年代，新加坡决定大力发展生物医学，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前主席杨烈国当时走访世界各地招纳贤才，说服了关键领域中一些响当当的人物前来新加坡。杨烈国称这些外来人才为“鲸鱼”，由这些“鲸鱼”负责指导本地同领域的“孔雀鱼”，即还在学习中、土生土长的研究人员，以此方式建立世界一流的人才库。

本周，人力部也推出新的高薪“顶级专才准证”，吸引职业位阶在月薪3万元以上的专业工作人士。

揭示的是全球职场的另一现象，即在稳经济压力增大，疫情反复影响的当下，人才竞争的白热化。其中，泰国最近推出了10年长期居留签证，吸引投资者与高技术员工。在欧洲，不少国家正在拟定法律，推出各种特别签证，吸引起步公司的负责人和有专项技能的“数码游民”（digital nomads）等。

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抢人大战”似乎意味着很大的决定权与筹码掌握在员工手中。然而，若仔细思考，在跨国界人才流动更高更频密的今天，只要是较孔雀鱼大一点的鱼儿，或都会想要到大池中畅游，而不会安分地待在小池里；小池里如果只剩大鲸鱼，孔雀鱼如今也看起来更像小鱼仔，如此的竞争模式，相信将与1990年代的情况大为不同。全球职场给予本地员工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优质人才的稀缺资源一向来是城市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人口不应仅承担着劳动者的角色。

面对挡也挡不住的全球职场变动与趋势，如何确保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利益均匀分配，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将是政府面对的最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