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第一案的四大突破意义

注：本文的主体内容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发表在8月30日浙江日报上。特此说明。

8月3日，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对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智渊实施刑事拘传审查。杨智渊被拘传的原因，在于他长期鼓吹“台独”理念，以“推动台湾成为主权独立国家并加入联合国”为目标，大肆鼓噪“公投建国”，高调推行“急独”路线，策划实施“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分裂国家犯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这是我国有关部门以涉嫌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依法追究岛内“台独”分子刑事责任的第一起案件，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警示效应和震慑效应，标志着我国反分裂斗争从静态的“法制化”转向动态的“法治化”，在充分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反分裂斗争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该案的办理，有以下四大积极意义：

“激活”反分裂法律，实现反分裂斗争法治化。反分裂法律是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保障，它们的落地实施是实现反分裂斗争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刑法》《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构成了我国反分裂法律体系，但是这些法律的实施尤其是在依法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方面，此前并未有相应“实例”，尚处于“引而不发”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让“台独分子”产生了错觉：认为反分裂法律是“摆设”，是没有“牙齿”的老虎，对其“无可奈何”。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依法追究杨智渊法律责任，是适用《刑法》《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等反分裂法律的结果，第一次“激活”了现行的反分裂法律，让“牙齿”得以展现，推动反分裂法律从“纸面”转向“行动”。

形成依法打击第一案，作出重要示范引领。该案是我国国家安全机关以涉嫌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依法追究岛内“台独”分子刑事责任的首例案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此前，尽管我们一直强调依法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实现反分裂斗争法治化，但具体到实践操作层面，围绕适用何种法律，不同法律在适用中应如何具体配合进而形成立体性打击体系等，认识还不尽统一，在依法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方面未能形成有效的示范性案例。作为第一案，该案在依法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方面迈出了关键性一步，为今后其他相关部门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先行示范，必将有力推动形成反分裂斗争法治化的强大合力。

推动反分裂法律适用，指导具体实践操作。无论是《刑法》也好，还是《反分裂国家法》等也好，颁布实施的时间都不短，但在实践层面，针对“台独”分子的“第一案”却“姗姗来迟”，个中涉及两岸形势、政治外交等诸多原因，其中，相关法律自身的模糊性和彼此间的协调不充分是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什么是“台独”分子的识别标准、“台独”语境下的分裂和煽动分裂如何区分、对不同的“台独”言论和行为又该如何定性等等。而该案及后续的处理结果，必然会涉及到对《刑法》《反分裂国家法》等反分裂法律的解释与适用，进而有力推动上述问题的具体解决，提高现行反分裂法律的可操作性，并有望成为依法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指导性案例。

用最严厉手段和实际行动，有力震慑 “台独”分裂势力。对于 “台独”分裂势力而言，该案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现实震慑效果。随着第一起“杨智渊案”的出现，第二起“李智渊案”、第三起“张智渊案”相信也会随之“接踵而至”。由于此前缺乏通过刑事手段打击“台独”的实际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台独”分子认为我国《反分裂国家法》只具有单纯的“口号”功能和象征意义。该案的重要价值，即在于通过动真格的方式、通过适用最严厉的刑事制裁的方式来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彰显《刑法》、《反分裂国家法》等反分裂法律的现实威慑力量。同时，随着中国外交能力的不断增强，与他国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顺畅，在此背景下，哪怕“台独”分子身在国外，也难逃反分裂法律的严厉制裁，成为岛内外所有“台独”分子日夜挥之不去的梦魇。作为“前车之鉴”，“杨智渊案”自然会激起“台独”分子内心的恐惧和畏惧，从而有利于打击“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进一步发展。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从事危害我国国家安全活动的，都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台独”分裂行径危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属于《刑法》《反分裂国家法》等国内法的打击对象。温州市国家安全局对杨智渊的刑事拘传审查，既是依法惩治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的具体体现，也是深入践行法治浙江理念的生动展现。浙江省国家安全机关通过此举，实质性迈出了依法刑事打击“台独”分子的重要第一步，为其他省份和其他部门依法打击“台独”分子提供了先行示范。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正是通过这样的行动、这样的步骤达成和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