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文│束骏良
这几年的股票市场跌多涨少，已让不少股民“黄世仁进去杨白劳出来”，伤透了心。 但在 1990 年代，随着人们对股票的渐渐热衷，再加上股票的数量原本就没有几只，便出现股民半夜就大排长龙抢购股票的情景，那场面用宋丹丹的话就是 “ 相当地壮观 ” ，真正是 “ 轧煞人，勿偿命 ” 的。 面对股票市场的 “ 僧多粥少 ” ，要合理、公平地分配这些股票，那就只有靠 “ 运气 ” 说话了，摇号抽签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解决方案，就是由我们工行上海分行首创的 “ 股票认购证 ” 。 在此之前，工行就为证券公司代理过认购保证金业务，这也可以看作 “ 股票认购证 ” 的雏形。 那时，上市公司要发行股票，就需要通过券商进行。 由于券商力量有限，它会再委托银行发行保证金单子，每一份保证金都会发行 5 份单子面向社会大众。 单子发行后，要在每 5 张里进行抽号，抽到号的才能认购股票。 这实际上是证券公司委托的代理认购保证金，那时是 1994 年 11 月份，全市有 75 个工行网点被指定处理代理认购保证金的收、退款工作。 但因为面向社会的保证金单子是不收钱的，所以股民聚集的场面仍然可见，造成了许多不好的影响。
真正改变这个局面，要到 1992 年股票认购证正式上市之时。 当时人民银行要求工行来承担认购证的 发行准备。 在确定认购证金额的时候，我们也想了很久，觉得如果每张只卖 5 块、 10 块，价格定得太低的话购买的人数不会减少，只有定价高一点，才能控制购买认购证的人数。 因此，最后确定每张认购证面值 30 元。 这个计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当年的股票发行十分有序。 之后才有了另外的两次认购证发行。
1993年再次发行认购证时，原本上海市政府是想把工作交给浦发银行做。恰巧深圳在不久前也发行了认购证，但由于处理不当，人们很不满。上海市政府就担心上海的发行工作，认为工行更有经验，于是派证管部主任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几个认购证发行方案。借着这个机会，我认为如果方案做得好，认购证的发行机会很可能也会转给工行。于是，我们认真研究并上报了5个方案，其中的一个方案最终被采纳了。第二次的认购证发行工作最后果然是指派工行上海分行作为牵头行，并成立了四个人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徐匡迪，成员是朱丽泉、钱晓阳和我。我们三个人被“关”在五四二厂（造币厂）三天，负责凭证的设计、发放以及情况的汇兑和通报等，还要和各部门进行协商。
1993年发行的股票认购证总额超过了工行上海分行全年员工的福利基金、工资和资金三项基金的总和，解决了上海的公务设施，代理手续费收入一亿多。徐匡迪对认购证的发行工作也很满意，邀请我们三人去市政府吃饭，在当时可算得是殊荣一桩了。
1992年上海股票认购证
1993年上海股票认购证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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