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作者 ｜ 杨庆峰
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发表期刊 ｜《文艺理论研究》（总第243期）2022年第4期
摘要
数字人文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且更有着整体性方法论的意义。尽管文学领域对于数字人文方法论有着一定的学术自觉，但缺乏足够的理性反思。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四重追问来夯实理性反思。通过思想史追问发现数字人文方法是涉及数字人文学科自主性与合法性的方法论；通过情绪论追问发现数字人文方法关涉到“失向”这一生存体验以及“理性傲慢”的时代情绪；通过本体论追问发现数字人文方法背后的数字对象及数据经验等本体存在；通过主体性追问发现数字人文中的从生产主体到研究主体的转变。
理性方法、数字方法、本体、主体
引言
如今，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等社会系统各个层面之中，相关技术也以一种“大写的方法”显现在我们面前。除了社会系统之外，人类行为的研究也被数字技术所侵袭。可以说，上述技术以不可阻挡的趋势挤入到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名义的研究领域中。“人文科学领域一个重要持续变化方面是人文学者逐渐以分析的名义使用和利用信息技术作为学术工具和文化对象。”（Terras, Nyhan and Vanhoutte, eds. 160）尽管数字技术、数字人文正在成为理解和体验人类文化世界的重要方式，但是对其理解还更多停留在“数字技术是有效的工具方法”“数字人文的内核是计算性的”等层面上。数字人文飞速形成自己独有的学术生态，尽管文学领域学者已经提出数字人文可能是新的方法论研究范式的具有学术自觉的观点，但是还是缺乏足够的理性反思。此外，很多学者显示出对数字化、计算和大数据挖掘等方法的狂热和崇拜。“技术导致神话”可能会成为这一领域的可能性后果。所以还是有必要对“技术即方法”这一理解方式进行足够的反思。从哲学史上看，对方法的寻求必然会导致对方法的扬弃；过度追求方法论也是有问题的。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看来，方法论的狂热崇拜者是未经充分反思的人。“他们将试错法的无异议的合理性当作是以往人类合理性的终极理性（ultima ratio）”（严平编选 1）。事实上，对数字方法的狂热和迷恋的人未必都是未经充分反思的主体，但是他们比较容易会以“世界完全可数字化”的方式陷入到理性傲慢的普遍情绪之中。因此，有必要从方法论、情绪论、本体论和主体性等角度进行深度追问。
论文全文链接：
https://fddi.fudan.edu.cn/f5/6e/c19046a456046/page.htm
排版 | 周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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