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乐醒沈醉吴敬中都得靠边站：戴笠的心腹嫡系，只有三毛一英？

沈醉总以“戴笠心腹”自居，在戴笠坠机后，备受毛人凤打压的沈醉还把自己和保密局云南站的化名改成了常念农和吴崇雨：“这两个化名是我从1948年5月任云南站长以后才改用的，云南游击司令部成立后，每次召集公开特务单位负责人开会，一直还是用吴崇雨的化名通知。（沈醉回忆录《军统内幕·云南解放前夕军统在昆明的特务活动》，本文黑体字均为沈醉回忆录原文）”

沈醉不但是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还是“国防部”特派云南专员，后来又晋升为中将游击司令。沈醉获得这三个头衔的时候，戴笠坟头的荒草已经很高了，按照沈醉个人的想法，云南站就是个送死的单位，中将游击司令也是有名无实，远不如在戴笠身边当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危险小，油水大，是军统局第一等肥缺。

戴笠确实对沈醉错，但是沈醉把自己视为戴笠头号心腹，却显然是自作多情了：要想成为戴笠心腹，要么是浙江江山人，要么是黄埔毕业生，这两条沈醉一条都不具备，而且他还有个叫余乐醒的姐夫——那是戴笠防范打压的对象。

余乐醒和吴敬中（吴景中）一样，都是我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他是军统元老，更是我党早期党员。余乐醒在赴苏之前还曾留法，与周公、邓公一起组建了少共，并与邓公同任旅欧支部的执委会书记局书记。

余乐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主修情报和秘保专业，回国后担任叶挺独立团中共党总支书记，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最后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带着一些黄金脱党，在上海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综合性汽车专门学校。

1932年，余乐醒受黄埔六期生戴笠之邀，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该处后来一分为二，一处就是后来的中统，二处就是后来的军统），并成了很多军统特训班的“副主任”——主任一职自然是由戴笠担任。

戴笠重用余乐醒，是在防范甚至打压中使用，受余乐醒牵连，沈醉也未能得到戴笠的完全信任，经常被派去“收拾”自己的亲姐夫。

余乐醒不但把沈醉拉进了特务行当，连沈醉的大哥沈呤也进了军统，只不过没有沈醉混得好。沈醉当了少将总务处长，沈呤才只是个总务组长，这郎舅二人“挪用公款做买卖”被举报到戴笠那里，戴笠居然派沈醉去调查，这可把沈醉吓坏了：“我知道戴笠正想找机会整治姐夫，这下姐夫不正撞到他手上了吗？而且沈呤是我的大哥，这件事一下子就牵扯到我的两个亲戚，这叫我如何处理呢？发愣之际，我觉得寒光逼人，猛抬头，只见戴笠的两只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

沈醉被戴笠吓得手脚瘫软，只好“公事公办”去调查，而戴笠根本就不在乎沈醉和沈呤有没有参与，他要收拾的是余乐醒，于是余乐醒被关进了监狱，沈醉和沈呤都免于追究。

也正是通过这件事，让沈醉认识到自己跟戴笠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亲密无间——疏不间亲，在戴笠和沈醉之间，隔着一个余乐醒呢。

沈醉尚且不能算是戴笠的心腹，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吴敬中（原名吴景中），确实在戴笠家吃过饭，但是却绝对算不上戴笠的心腹，那顿饭吃得也挺憋屈——吴敬中和沈醉一边吃，戴笠一边骂，沈醉事不关己照吃不误，吴敬中那顿饭肯定是吃一口噎一口。

吴敬中吃饭挨骂，跟沈醉还真有点关系，但是比较起来，吴敬中跟沈醉的关系更近，跟戴笠则有点可望不可即的意思。

沈醉这样回忆吴敬中：“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一个叛徒，当时（指求见戴笠要汇报重要事情的时候）在中苏情报所当科长，我和他在临澧特训班同过事，两人一向还相当要好。”

听说原先在自己的特训班当教官，后来又去跟郑介民混（郑介民时任中苏情报所副所长）的吴敬中求见，很不耐烦地让沈醉领他去见毛人凤。沈醉说了好话，吴敬中才有机会面见戴笠，并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我在街上看见了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目前在延安那边地位很高，我们关系很好，往后我们可不可以继续往来？”

一听这话，戴笠忽然变得高兴起来，不但让吴敬中坐下慢慢说，还很慷慨地表示要请吴敬中那位同学吃饭，让沈醉亲自开车，和吴敬中一起去邀请。

戴笠在别墅望穿秋水，却只见吴敬中和沈醉讪讪而归——人家根本就不给这俩特务面子。

戴笠气得鼻子都歪了，但是饭菜酒宴已经备好，那就只能便宜吴敬中和沈醉了，多年以后，沈醉回忆起来，还有点幸灾乐祸：“戴笠大骂吴敬中不中用，吃饭时还在边吃边骂，因为与我无关，我吃得很舒服。”

这样看来，吴敬中和沈醉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不能成为戴笠的心腹，那么符合“黄埔生”和“江山人”这两条或一条标准的戴笠四大心腹分别是谁呢？大家想起的第一个人，肯定就是毛人凤了。

毛人凤当然是戴笠的第一心腹，他要不是在黄埔四期没毕业，戴笠也得叫他一声“学长”。

毛人凤跟戴笠不但是江山县同乡，而且还是实在亲戚——戴笠的原配妻子叫毛秀丛，戴笠的长子戴藏宜，论起来还得管毛人凤叫舅舅。沈醉对戴笠和毛人凤的关系知之甚详：“毛人凤从抗战开始后才进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又有亲戚关系，他很快得到戴的信任，到了1941年前后，戴笠便准备培植他，作为内部的一个得力助手，给他以代理主任的名义，负责秘书室的工作。”

毛人凤比沈醉入行至少晚五年，但是却比沈醉权力更大：包括沈醉的报告，一般的文件都由主任秘书审批，不必送给戴笠去看，主任秘书郑介民兼着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后升任厅长）的职务，每周只去军统局一两次，每次半天，所以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就成了军统局实际意义上的二把手。

戴笠的嫡系被称作“江山帮”，其核心人物就是“一戴三毛一英”。

一戴，指的当然是戴笠，三毛，就是毛人凤、毛森、毛万里，一英是军统唯一女少将姜毅英，这五个人都来自浙江省江山县。

三毛中的“小毛”毛森，比毛人凤小十岁，却跟沈醉一样，比毛人凤早五年加入军统（复兴社特务处），而且是戴笠的正经徒弟。

“科班出身”的毛森在1938年3月就已经升任上海行动总队少将（估计不是叙任而是职务军衔，因为1944年他又一次授衔少将）总队长，沈醉当年好像只是军统上海站少校行动组组长。

毛森两次被日伪逮捕，两次都是咋打都不服，在狱中还指挥锄奸活动，并因此得了一个绰号——“毛骨森森”。

三毛中的“二毛”是毛人凤的亲弟弟，比毛人凤小五岁，比毛森大五岁，此人在“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的回忆录中多次以“军统局北平区区长”、“军统上海实验区区长”出现，就无需半壶老酒赘述了，咱们还是把文字留给那个并不广为人知，但却是戴笠核心心腹的军统女少将姜毅英。

通过历史照片复原图我们就能发现，姜毅英属于端庄型美女，五官端正文秀睿智，戴笠信任他完全是出于同乡情谊而非以貌取人。

姜毅英和毛森一样，都是戴笠1932年在浙江警官学校一手调教出来的小老乡兼徒弟，毛森学的是行动，姜毅英学的是电讯和密码破译。

作为戴笠在警官学校十三个嫡传弟子之一（戴笠成立了一个甲科特训班），姜毅英进入军统后很快就展现了超人的才干，她的军职，也从军统本部第四处电台台长逐步晋升为上校译电科长、机要组少将组长。

在沈醉回忆录中，姜毅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奇女子：戴笠坠机，将军级特务除了沈醉无一人敢前去搜寻，姜毅英当场发作，把一帮须眉训得满面羞愧；沈醉被发配昆明，同僚怕毛人凤生气，都不敢去送别，只有姜毅英在戴笠墓前与沈醉握手良久，又亲自驱车送了一程又一程。

多年以后，沈醉还对姜毅英的送别之情念念不忘，并在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进行了大篇幅的描述：“汽车在京杭公路上疾驰着，不知过了多久，司机忽然对我说：‘姜组长的车跟在后面。’我立即停下来走过去，让她不要下车，说：‘回去吧。’她点点头，我又上了车。走了约半小时，司机又说：‘姜组长的车还跟在后面！’我只好又停下，走过去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请回吧！’她一句话不说，只叫司机掉过车头，向南京方向驶去……”

吴敬中说“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沈醉也知道特务不能只会打打杀杀，在充满明争暗斗刀光剑影军统（保密局），人情世故当然也是无处不在。戴笠虽然是杀人魔王，但是同乡之谊、同窗之情、师徒之分，却也不能不在乎。

吴敬中进不了军统（保密局）核心圈，跟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做过同学的余乐醒也不可能得到戴笠的完全信任，沈醉既不是黄埔生也不是江山人，所以他只能算是个“打杂”的“苦力”，真正属于戴笠心腹的，还是来自江山县的毛人凤、毛森、毛万里和姜毅英。

三毛一英掌控着军统（保密局）重要岗位，沈醉只能算二线人物，吴敬中顶多算三等下属，这就是戴笠的军统，也不仅仅是戴笠的军统——在整个凯申物流，或者在川军、桂系和阎老西的地盘上，哪一处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