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3年，最热的夏天，乾隆抱着冰块心忧百姓，穷人热死万余人

热，热，热！入夏以来，全国开启了高温模式，即便现在已经立秋，依旧没有退却的迹象。

此次高温已经持续60多天，累计天数为1961年以来之最。全国很多地区的温度大都在40℃以上，重庆超40℃连续10天纪录，几乎“每天热出一个新纪录”。纵使是“夏都”西宁，气温连续10多日也在30℃以上，地表最高温更是达到了51.3℃！

这样的天气，我们都受不了，大都躲在空调房里纳凉，而古人遇到夏季高温是怎么生活的呢？

历史上最热的夏天，44.4℃

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普查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炎夏气候事件，1400年后，酷热记载数量最多的首推1743年，也就是乾隆八年的夏天。

根据记载，这次酷热影响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5个省市，从酷热景况、炎热程度和危害之深重来讲，堪称历史之最。

《续东华录》载：“六月丙辰，京师威暑。”一个“威”字，说明了天气之热。

《浮山县志》也有记载：“夏五月大热，道路行人多有毙者，京师更甚，浮人在京贸易者亦有热毙者。”山西的浮山县天气高温，导致行人多有被热死者，京城高温更为严重，浮山人在京城做生意的也有被热死的。

而《续天津县志》《高邑县志》记载得最为详细，“五月苦热，土石皆焦，桅顶流金，人多热死。”“五月廿八至六月初六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渴死。”土石晒焦，屋顶的鎏金以及铅锡的饰物就要晒化了，可见当时的温度有多高。

在地方志中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文字叙述比较形象和感性，当时的温度到底有多高呢？

一个叫宋君荣（中文名字）的法国传教士，刚好在北京遇上了1743年盛夏那段酷暑异常的天气。宋君荣用气象仪器和拉谋氏温度表做了详细的观测与记录，这或许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中国气象数据记录了。

7月20日和21日下午3时半，拉谋氏温度表测量为 331/4……25日温度为 351/2，达到了温度极高点。25日到26日晚间，东北风并下了雨。26日温度是 251/2……

研究换算可知，那几日北京的气温均高于40℃，7月25日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4.4℃。

“热死了人”，北京城热死了1万多人

我们常说“热死人”，这并不是脱口而出的有感而发。在1743年的那场酷热中，的确热死了很多人。

如前所述，当时北京周边，甚至华北地区几乎所有州县的志书，在记载那场酷热时都用了“人多死”“人多热死”的字眼。

当然，具体热死了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北京情况来看，相信人数不会少。清廷有个大概统计，在7月14日到25日期间，全城内因为酷热天气死亡11400人。

“热死人”大都发生在贫民区，而且死者以贫民、技工和手工业者为主。他们的生活本来就缺少保障，炎炎夏日中还要进行劳作，非常容易中暑而死去。

富人有没有热死的？相信也有，不过情况应该好得多。乾隆皇帝有感于天气之热，就写了一首《热》的诗：

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

我在冰屋里待着，冰块泛着寒光，身体凉爽舒适，但心里苦闷极了，因为百姓们还在酷暑中挣扎。

乾隆所说在冰屋里待着并非随口一说。《大清会典》记载，乾隆八年，紫禁城内拥有五口大冰窖，藏冰量在十万块以上。这足以够权贵们应对最热的那几天。

当然，乾隆所说心忧百姓，并不是嘴上说说，他的确有所行动。

一方面，乾隆帝发出多次谕旨，采取了系列防暑措施。如“又谕今年天气炎热甚于往时，九门内外街市人众，恐受暑者多，著赏发内币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二千两，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可传与步军统领舒赫德即速遵旨办理 ……”（《清实录·高宗实录》）

另一方面，乾隆这才写下了“罪己诏”，向上天历数自己犯下的错误，甚至还要承天祭祀，祈求神明的原谅。（“谕、京师自五月杪以来。天气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于往岁。明系上天垂象以示儆。朕夙夜忧惕。莫释于怀。皆因朕躬之阙失。或用人行政之失宜”（《清实录·高宗实录》）。

酷热背后的极端旱灾

干旱无雨太阳直射的天气，常常会出现非常炎热的气温。1743年的那场高温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极端的旱灾。

文献资料表明，这场旱灾始于1743年的春季，当年夏秋连旱，中间伴有极高温的天气，一直持续到1744年的春夏，到6月下旬各地天降透雨，旱情才得以结束。

这场旱灾跨度一年有余，波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省，部分南方省份也有影响。

在这场旱灾中，乾隆皇帝表现出了比较有作为的一面。

1743年11月，朝廷重点对直隶27个重灾州县进行“大赈”，后续还进行了“加赈”。 189万余人灾民一下子得到了8个月的口粮，很多人由此保住了性命。

其他地方的赈灾也在同步推进。同时，针对旱灾引发的难民迁徙，朝廷放松了收紧的封禁政策，允许默许流民从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地出境，并在京城加强了难民收养。

总体来看，清廷的应对这次旱灾处置比较得力，粮食调拨和发放的速度比较快，灾民吃上了口粮，灾区社会秩序十分稳定，随着1744年灾区秋粮的丰收，旱灾的影响逐渐消除。

1743年正值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朝廷有能力应对这样一场旱灾。100年后，清朝又发生了一场旱灾，也就是丁戊奇荒。当时清朝国力式微，政府腐败不堪，救灾赈灾自然也就跟不上了。丁戊奇荒造成的极其惨重的社会后果至今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