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副营长叛变致24人牺牲，被活捉后贺龙下令：杀，一定要杀

1950年2月21日，西南军区60军180师540团在仁义镇剿灭了以四爷子、刘精本为首的土匪，然而就在俘虏堆中，540团干部战士却发现了一个熟人。

原60军180师538团3营副营长、叛徒赵希荣这时正身穿匪服，躲在俘虏堆中瑟瑟发抖，气愤之余，战士们立即将他揪出来，押送重庆，并立即上报。川西军区副司令员张祖谅在接到这一消息后，又立即打电话给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

“现已将赵希荣逮捕归案。我们考虑，在目前情况下，对赵希荣这种率部队向土匪投降的无耻背叛行为，一定要给予严厉惩处，不杀不足以教育全军。”

图|贺龙

一听说叛变的副营长在敌营中被发现，贺龙在电话那头气得双手发抖，原本想要点烟的他因为过于气愤，连续划火柴3次，都没能顺利将烟点着。

“杀，一定要杀。留着这样的混蛋，只会是我军的祸害，我们人民军队的耻辱。

一个副营长叛变投敌，给我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让贺龙不得不开始考虑整肃部队军纪，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部分干部战士在思想上麻痹的情况，想要取得剿匪战争的全面胜利，部队的战士们必须提高警惕，才能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

“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

1950年2月6日至10日，中央西南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邓小平总结了部队进入西南地区以来的情况，并重点强调了剿匪任务已经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任务。

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一个中心任务，盖因解放之初，西南地区匪患严重，特别是蒋介石当局在撤离西南时，曾大肆在当地收编土匪武装。根据1950年初统计调查的结果来看，西南地区盘踞的土匪多达300余股，其中大股大约在千余人之众，而仅仅一个月不到，土匪的规模便成倍扩张至四五十万人。

如果不剿灭土匪，那么和平建设也将无从谈起。

图|进军西南

从1950年初开始，盘踞西南各地的土匪在国民党匪特的游走下，开始秘密串联。这些土匪头子伙同国民党特务，上蹿下跳，游走于川西周边各个县，给老百姓的生活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事实上也就是在西南局开会的前两天，大约在2月4、5日，川西地区成都近郊的石板滩便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土匪武装暴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50年2月5日，龙潭寺盘踞的土匪巫杰伺机埋伏，杀害了时任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

朱向离是一名典型的“三八式”干部，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冯玉祥、吉鸿昌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爆发后，参加八路军，朱向离尽管不是红军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但党性、原则性都很强，特别是后来被捕入狱以后，朱向离曾与党组织失去过联系，但他始终是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来要求自己，经受重重考验的朱向离，于1939年9月重新入党。

事实上，也因为朱向离党性强、加之统战工作经验丰富，1949年12月，朱向离被派往新都县东南、成都市东北的石板滩国民党起义部队第三兵团，担任军事总代表，负责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

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初缺乏外交人才，中央考虑调朱向离担任驻外使馆武官。

图|朱向离

1950年1月，朱向离接到中央军委调令。

2月5日，朱向离在一个班战士的护送下，从石板滩启程出发到成都，途径龙潭寺镇时，遭到当地盘踞的巫杰率领的土匪武装的伏击，因当时巫杰部裹挟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朱向离严令战士们不准开枪还击。但因为土匪人多势众，朱向离与以及六名战士——闻常礼、罗云、游小全、王幸福、王成欣相继被俘，最终被土匪杀害。

等到部队找到朱向离的遗体时，战士们无不悲伤难过，因为朱向离牺牲前曾遭遇土匪严酷刑罚，光是身上枪伤就有24处。

土匪的残暴，令人触目惊心。

事情发生后，时任川西军区副司令员张祖谅乘车去龙潭寺、石板滩处理那里发生的土匪暴乱，结果半途中遭遇土匪，据老兵李天文回忆：

“有一天城内数千人大规模聚集，军长张祖谅乘坐小车去部队指挥，被堵在那里走不动，就在首长撤离后不久，匪特就把军长车子的车顶给砸了，整个车子也被掀翻在地，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我们营接到战斗命令后迅速出动，击毙了一些拿枪的匪头，强行开道，这才让大部队顺利通过。”

朱向离将军暨川西剿匪殉国烈士纪念碑

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帮串联的土匪自恃人多势众，竟然敢大着胆子进攻县城，屠杀革命群众以及干部。

1950年年初，大邑县郭宝芝伙同邛崃新津、蒲江等地匪首，并趁着我军兵力不足的情况下，率先发起对大邑县县城的进攻，因党政干部初到县、驻城部队人少力薄，匪徒最终攻克了大邑县城，杀害我军政干部五十余名。

事后郭宝芝积极串联其他各县匪徒，并在“二五暴乱”期间，派人支援邻县崇庆黄光辉匪部搞武装叛乱。

1950年2月初，邛崃县土匪头目乔子均串联各乡镇的匪徒，提前发起暴乱，他趁着县城守备空虚，控制了全县47个乡镇，然后率部猛攻县城，当时城内只有解放军指战员200余名，经顽强血战七天七夜后，最终等来了援军。乔子均匪众被击退。

1950年2月11日，灌县（今都江堰市）发生“二五叛乱”，聚源匪首张志达指挥匪众进攻聚源的起义部队，因寡不敌众，起义部队经激战后撤回县城，匪徒开始四处劫掠武器弹药以及粮食，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灌县所属的几个乡均遭到劫掠。

图|邓小平

由于各地匪患严重，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第一政委的邓小平在2月18日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汇报情况以及今后的剿匪方针时再次指出：

“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

一副营长叛变致24人牺牲

1950年2月10日，中共崇庆县委和驻县解放军部队听闻数股叛乱的土匪即将进攻县城，立即下令在外的征粮工作队以及驻外部队迅速撤回，加强县城的保卫工作。

应该说崇庆县委考虑土匪袭击的可能不可谓不及时，在后来的“二五暴乱”中，崇庆县我军虽然牺牲也很大，却在援兵驰援下保住了县城，唯一遗憾的就是原60军180师538团3营副营长赵希荣叛变造成了很多干部战士牺牲。

2月11日，赵希荣率领3营8连两个排80余人紧急撤回县城，途径何家场、双河场和元通镇三交接的二江桥谭家巷子附近，遭遇了川西巨匪黄光辉匪部李子明、李金山、杨天华、张德轩、汤文治等几股土匪的袭击。

应该说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双方碰上纯属于意外，毕竟黄光辉匪部本就筹划攻打县城，可整个战场的形势对于我军而言，是很不利的。

赵希荣率领的8连所处的地方不凑巧正好是三河汇流之地、周围地势平摊，一旦开战，我军很难寻找掩体，而且因为土匪人多势众，我军也很难突出重围，而土匪只需要一挺机枪封锁要道，再从侧翼包抄，就能很轻松的压制我军。

果不其然，战斗一开始，我军就处于劣势，土匪利用周围的房屋与竹林做掩护，从侧翼包抄，致使我军无法渡河。

不过，尽管我军处于劣势，但很明显，这群土匪本身缺乏训练，战力稀松平常，我军只要坚决抵抗，一定可以找准时机突出重围，可这时候，赵希荣却突然放弃了指挥。

面对优势土匪的进攻，赵希荣开始显得惊慌失措起来，一再下令要求派人联络土匪，同土匪进行和谈，并命令8连指导员写信给土匪头目，还对连长秦国泰说：

“我们将武器给他们（指土匪）放下，看他们怎么办！”

赵希荣不仅不指挥战士们坚决反击土匪，反而严令战士们放下武器，不予抵抗，严重影响了我军的战斗行动。也因为他对土匪采取纵容的态度，致使土匪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妄图欺骗我军放下武器，然后再置我军于死地。

好在部队中战士有部分人及时识破了土匪的诡计。

当时土匪要求赵希荣交出手中武器时，警卫员临时察觉出不对劲，刻意将枪取走，只交出了枪套。8连连长秦国泰在危及关头，毅然决然越过赵希荣，亲自指挥部队与敌血战。但我军仍处于不利地位，加之地形不熟，天气寒冷，整个激战中伤亡很大。

在坚持抵抗了6个小时后，天色渐渐昏暗，土匪的攻势减弱，秦国泰指挥部队趁敌人攻势疲软，率部突出重围，最终迂回绕行10余公里返回了崇庆县。

整个战斗中，因赵希荣放弃指挥，我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名排长与23名光荣牺牲，连长秦国泰指挥作战中负重伤，好在无性命之忧。

赵希荣则是带着一个排投降了土匪，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解放军副营长，他原本可以走更加光明的道路，最终却做了无耻的叛徒，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值得一提的是，与8连一同撤回崇庆县的怀远点征粮工作队在队长和区长姜杰的率领下，在锦江乡徐家村地段，也遭到了另外一股土匪的伏击，造成6名征粮队员中一人重伤，但好在他们经与土匪激战后，顺利突出重围。

驻街子乡、双河乡的征粮工作队以及解放军11人在怀远、双河误入敌人包围圈，遭到重大损失，观音乡征粮工作队也遭到了叛匪屠戮。

短短一天之内，解放军与征粮工作队就有38人壮烈牺牲。

2月12日，以黄光辉、李泽如等匪首为主的千余匪众，纠集流氓，散兵及伪乡保、警人员，发动武装叛乱。甚至胁迫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元通场，怀远镇，三江镇和羊马场一带集结，实行占地夺城，土匪头子黄光辉甚至公然喊出口号：

“攻下崇庆过大年。”

崇庆县尽管事先有所准备，但整体上兵力不足，县城的守备力量只有60军180师538团一营的两个连以及师征粮工作队，加上川康边游击支队，整体兵力只有数百人，武器弹药也很不足。

2月15日（腊月二十九），土匪兵分三路包围了崇庆县。

“川西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黄光辉，以白马场为攻城指挥部，直接指挥2000名土匪攻打北门；
“反共救国军川康边区”总指挥余海如（蒋军副团长），纠结1000余名匪徒攻打西门；
“反共游击队16支队”支队长李泽儒（惯匪，原胡宗南新十二军副团长），带有三个大队负责攻打东门。
三股匪徒共四五千人，加上胁迫的群众约万人。

许多经历过崇庆保卫战的老兵，对于当年土匪围城一事印象十分深刻。

战斗一开始，土匪头子黄光辉就亲自指挥部下周四维猛攻，这些加入过反动道门的土匪，更是不避炮火，高喊着“枪打不进、刀枪不入”的口号，狂妄的向我军叫嚣，在我军迫击炮与重机枪火力相互配合之下，这帮匪徒被打的连滚带爬，仓皇逃窜。

图|川北行署及川北军区领导与181师参加剿匪胜利庆功大会指战员合影

虽然这班匪徒确实在人数上占优势，但他们并没有经过训练，整体战法上也很单一，我军虽然只有两个连以及团直属连等有限的兵力，却能挡住敌人猛烈的攻势。

他们的努力抗击，也为后续援兵的到来，争取了时间。

2月16日上午，接到崇庆被围的消息奉令赶来的540团一营、二营在羊马场与敌遭遇，土匪顿时溃不成军，经过一番激战，540团顺利攻占了羊马场。

与此同时，崇庆县城的守军在击溃土匪进攻后，也做好了向西关出击的战斗准备，一连连长孙家兴和二连连长吉家俊分头到两个连队做了战斗部署，并展开战斗动员，双方战士均斗志昂扬，下定决心一定要歼灭这伙敌人。

2月17日，崇庆县解围，我军在激战中歼灭土匪400余人，抓获土匪150余人，赢得了此次作战的彻底胜利。

贺龙喝斩赵希荣

崇庆解围以后，赶来增援的60军180师540团大部和538团大部及170师536团一部，马不停蹄，立即转入了对黄光辉等匪部的主动进剿。

2月21日，180师540团在仁义镇摧毁了四爷子以及刘精本匪部，在俘虏堆中发现了瑟瑟发抖的赵希荣，并于当日将他押解到成都。

一个副营长叛变，这是非同一般的小事，川西军区副司令员张祖谅在接到报告后，立即打电话给老上级、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将赵希荣叛变投递的情况一五一十进行了汇报。

图|张祖谅

电话那头贺龙气得双手颤抖，但他还是问了张祖谅一句：

“你准备怎么办？”

张祖谅告诉贺龙：

“军事法庭，现已将赵希荣逮捕归案。我们考虑，在目前情况下，对赵希荣这种率部队向土匪投降的无耻背叛行为，一定要给予严厉惩处，不杀不足以教育全军。”

贺龙点点头，他在电话里告诉张祖谅：

“杀，一定要杀。留着这样的混蛋，只会是我军的祸害，我们人民军队的耻辱。堂堂解放军副营长，竟如此贪生怕死，还带着部队向敌人缴械。这样的事，在我们部队以前几十年的战斗年代里都是不多见。这在部队中影响太坏，太恶劣了！”

1950年7月15日，经多方面的调查取证，赵希荣叛变一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死刑，并于成都北教场执行，其余有关人员亦处以有期徒刑。

通过赵希荣叛变一事，贺龙深刻地认识到部队作风以及纪律的问题，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一些干部战士确实是在思想上产生了松懈，但面临西南地区如此严峻的匪患，此刻仍然不是应该掉以轻心的时候，只有彻底的清理了土匪作乱的局面，我们才能集中精力更好的建设。

图|川西剿匪阵亡烈士纪念塔

尽管我军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将以黄光辉为首的土匪头子彻底消灭，但面临整个西南地区严峻的匪患，必须还要有一个整体的对敌策略。

西南军区在军事上改变了原来分兵进击的战术，转变为集中优势兵力进攻。

除了在战术上进行转变外，过去我军在战略上轻视敌人，造成思想上的麻痹大意，以至于在对土匪作战中，忽略了开战政治攻势以及发动群众，使得剿匪作战陷于被动，为此在1950年5月，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强调：

“剿匪斗争要有步骤、有策略、有方法；要发动人民群众，组织人民武装。”

西南地区各省剿匪部队都先后成立了群众工作队、群众工作组，在地方召开各界群众代表大会、宣传党的政策，组织农会以及农民自卫队，发动群众积极主动的汇报匪情，与此同时，剿匪部队还对土匪展开政治攻势，鼓励匪徒自首、自新。

从1950年2月一直到年底，西南地区剿匪工作取得了巨大胜利，共歼灭匪特85万余人，重要匪首大都被抓捕或枪毙，缴获各种炮790 多门，轻重机枪3700 余挺，长短枪40余万支。

1951年1月5日，邓小平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剿匪工作的成绩，1月28日，毛主席专程复电嘉奖：

“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