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服事件，苏州为何左右为难？

随着舆情重点转移，苏州和服事件进展到一个阶段，不少律师加入讨论，探讨警权在此事中的不良表现。

一个总体的结论大概是，警察的不专业、任性是导致此事发酵的导火索。从讨论警权的依法自处入手，这些社会讨论表达了希望看到改变的愿望。

这当然是和服事件中反对的立论之一，除此而外，还可以概括出几种反对意见。它们有的是老生常谈，比如“法无禁止则自由”，复述了警察在法治社会应有的样貌。有的是批评的策略，比如“和服是吴服”，再比如“苏州‘拴心留人’政策的挫折”等。

可也要看到，即使在批评苏州警察的人们中，对于上述立场、观点——尤其考虑到它们作为批评工具被无效重复的历史——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法无禁止则自由？今夕何夕，装外宾。”“和服是吴服？和服明明就是和服，若附议穿衣自由，为何又要强作关联？”

和服事件不是第一起激起人们往后看的事件，围绕警权的讨论之所以盘桓不去，很简单，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一旦涉及警察的身影，公众就重复那套“依法执法”的旧话，在权利话语上依托价值观与世界观的人们，可怜未被满足过。

你大可以讥讽、嘲笑这些人，但要看到的是，不是权利话语一次次失落在公共事件中的尴尬，而是它们所代表的改变愿望一次次落空的现实。也许不夸张地说，人们在诸如和服事件中与旧的立场、旧的观点重逢，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悲的遭遇，词锋凉薄禁不起世态炎凉。

法无禁止则自由，是从法律角度打量穿和服的姑娘，进而臧否警察后续的处置行动。这一块涉及到“法治”与“法制”的消长，涉及到人们不愿意承认的某些现实，以及想要在坠落阶段扳回几乎要命中注定的结局——总之法非法，它被矛盾的忠诚所缠绕。

一种是文化上的，国境内的异文化共存面临进退失据的处境。与日漫、日料、和服等日式文化紧密相连的几代青年，面对文化爱好与政治立场这对矛盾体时，希望用时间换空间的想法破灭了。从地下到公开，从公开到受压制，从受压制到被攻击，一步步沦陷。

粉圈文化最先在演艺人员那里被粉红青年撕碎，这个突击口越扯越大，最后，所有在日本文化下受到熏陶的新一辈都暴露在火力下。当一些青年趁着苏州和服事件喊出“穿衣自由”“穿和服但爱国”时，他们已经不能在这场仍在演变的大辩论中占据丝毫优势。

和服、日漫或其他一切日本文化符号，目前在中国这边遇到了新的国情，亦即：对其价值感的认知、对其政治象征的锁定，以及对其粉丝群体的定性——这个过程充斥着显而易见的偏见与歧视——正在从民间反对者那里移交给权力系统，而后者的克制似乎在破防。

舆论在批评和服警察的不专业举动时，没有否认、甚至承认警察并非绝缘体，他们也陷入了一种微妙的执法处境：要如何从强劲的、拒斥日式文化的潮流中挣脱，纯粹、专业地坚持法律这一准绳？而恰恰是，这种潮流正被警用自媒体或官媒日夜强化。

舆论希望苏州市政府能够勇于出面，明确对淮海街、苏州日企乃至于日本文化的立场。某种意义上，苏州市府受到的这种压力，与日本文化爱好者曾经遇到的压力是一样的。但后者的遭遇大家都看到了，谈不上乐观，苏州市府沉默是金，到底是识时务的。

在支持警察的意见中，一些人列举了“必须反对和服”的理由，其中就包括“苏州离南京近”，也就是离南京大屠杀现场只有两百多公里。这种论据制造当然有生拉硬扯的成分，但颇能蛊惑同频之人。而这种城市地理的比附，成为苏州市政府不能动弹的束缚。

淮海街改造升级是在2020年，虽是万科的城市更新项目，但与苏州市政府在上述潮流下的支持密不可分。可遇到如今的舆论，苏州市政府左右为难：若向着和服女孩，恐怕无法过许多关；可若向着警察，要如何安抚并延揽数百家日企？如何让4000名霓虹国民相信此地人间方舟？

苏州市政府希望淮海街只是个大型食堂，成为一个文化的绝缘体，哪知道它必定成为磁吸文化批判的地点。所有那些摆不上台面的心思，包括警察个体所受的意识熏染，苏州维持日企高地的难处，确保GDP在艰难时期不流失……都不约而同地强化了拒斥改变的整体局面。

也就是说，当舆论就警察规范执法提出质疑时，不会得到回应；当人们用“穿衣自由”的权利对决“穿和服就是卖国”时，不会得到支持；当用法治社会、规范警权督促苏州公开表态、有所作为时，不会被接受。而这些主张所蕴含的“改变就从苏州开始”，也都不会遂愿。

政府在往日经济建设中积累的日资聚集地，违和于大形势下部分国民冷对日本文化的现实趋势，要怎么破？

苏州和服事件袒露分歧，对异文化的敌视既有其拥护者，也有公开或沉默的反对者。两下或恨或爱，沉浮在朝向不定的宏大历史中，将会有怎样的终极答案？（照相的宋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