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8月1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7部门发布指导意见，要求深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落实政府、用人单位、个人等多方责任，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人口负增长态势愈发严峻。8月1日，《求是》杂志刊发国家卫健委党组文章《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其中作为官方口径首次确认了“‘十四五’期间，我国将面临人口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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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开始，生育政策已向积极方向转向，2021年三孩正式放开，进入鼓励生育时代。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即使出台了一系列的生育支持政策，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仍未得到遏制。根据国家统计局在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仅为7.52‰。
生育支持政策是一个系统性项目，已出台的多项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教育与医疗等社会福利、住房保障、就业保障等，都是必要的，不过效果可能较为有限，主要为本已有生育意愿的人提供支持。这一类支持措施中，比如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强化住房、税收、金融等支持措施，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等，都不足以解决养育保障或住房保障的问题，只能让本来就有生育意愿且有足够资金买房的人稍微轻松一点而已。
而从社会层面上看，鼓励生育，主要在于解决目前生育的机会成本问题，其中，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倾斜的成本”。女性在观念和现实中，都在生育一事中承担了更多责任，付出了更多的成本，除却身体损伤之外，因生育而导致职场女性失去工作、薪资下降，或因生育计划而在就业过程中被婉拒的现象时有发生。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已经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障碍。
对此，《意见》提出，鼓励实行灵活的工作方式，帮助职工解决育儿困难，并强调推动用人单位将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相关措施，纳入集体合同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条款。这一措施的初衷当然很好，但如果缺乏系统性的支持，让企业承担“灵活”的成本，恐怕会令女性整体就业更为困难，这可能与措施的初衷及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均背道而驰。
因此，推动上述福利落地，让生育支持政策互相支持，在落地时不变形跑偏，是解决鼓励生育问题的重中之重。以生育保险为例，其两大功能分别为生育医疗相关费用的报销，以及支付各类生育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即“生育津贴”，其中，后者占生育保障支出的78%。
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有七成左右的家庭未能享受生育津贴保障，包括灵活就业人员与大量农村人口，而单身妈妈也多被地方计生条例的限制性规定挡在门外。更何况，只有98天的产假被纳入保险生育津贴的支付范围，还有大量生育假成本由企业承担。《意见》提出，国家统一规范并制定完善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支付政策，强化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保障作用。在有望全国统一生育津贴保障的情况下，更需要关注生育津贴的保障范围与落地情况。当生育津贴可完全覆盖生育假成本，鼓励灵活工作方式等支持措施才能真正起效，进一步减低女性在职场被歧视的可能，从而刺激生育意愿。
鼓励生育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性工程，扩大政策支持面，让“纸面福利”落地，切实降低生育的显性与隐性成本，才能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成就生育友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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