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如何走出城市人居困境？

作家谢冕在《消失的故乡》中说，他在日夜思念的家乡迷了路，那里盖起了许多过去没有的大楼，但昔时熟悉并引为骄傲的东西却消失了。的确，过去的30年，很多国家的城市化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千城一面、传统消失、规划无序、环境失衡、资源破坏等困境也随之出现。

8月14日，《文化相对论》第六期开播，探讨主题“建筑与人居环境：人类如何走出居住的困境？”。202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也是中国首位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王澍、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王辉，三位嘉宾展开对话，寻找解决当今人类居住困境的途径。

现代青年对居住城市的“爱与恨”

全球不同的城市营造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迥然有别，人们对所在城市的感情也各不相同。本期节目在中国杭州、广州，美国洛杉矶，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等多地采访了数十位各国青年，大多数年轻人对居住城市表示喜欢，认为城市很宜居，人和自然和谐相融、充满活力。但也有青年因为居住城市人口多、建筑密度大等原因不满意所处环境。

在谈及城市建筑时，造型单一、反人类设计、千城一面等是大家关注的主要问题。就理想型居所而言，大空间、环保、便捷、舒适、简约、智能等则是大家公认人居环境应具备的特质。

全球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居住困境

城市化太快造成短时间过多人口往城市集中，而严重的“城市病”又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影响。王辉表示这是工业社会一个必然的社会现象，所有人对当前的城市一方面怀着不满、一方面又对城市寄予无限期望。

凯雷指出很多地方都在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巨型城市建得越来越多，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却越来越孤立。王澍则表示，今天的城市已经不是传统的、或者是古典意义上的城市，它更像是是激素和兴奋剂，完全和自然脱离、甚至是对立的。

中西方园林的自然观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中西方因建筑材料、文化观念、思想信仰等各方面的差异，各自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历史和文明。王澍指出中国的园林建筑大多体现着双线发展的两种文化，当一个住宅配着一个园林时，住宅部分往往是严格有秩序的，按儒家的文化，形成了一个等级次序分明的、理智的空间，而园林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甚至有点乱的，相对自由的、仿自然的空间布局。

中国园林习惯按照中国山水画来构建，这与西方的花园很不一样。王辉强调传统的中国园林更自然化，西方园林更偏几何化，西方人征服自然，将花园也修成几何图形体现的是对世界的控制力。凯雷也补充道，中国的园林具有居住功能的同时，也满足了精神需求，但西方园林则大多是权力、财富的象征。

疫情之下空间设计的启示和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带来巨大的伤痛和打击，也留下太多问题需要思考。凯雷表示疫情凸显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从长远来看，应把疫情作为切入点，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去做一些事情。

王澍曾经在杭州设计过六栋一百多米高的高层住宅建筑，并给每一户都配有一个小院子，他希望唤起大家恢复对于种植和园艺的兴趣，“如果被隔离，至少蔬菜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王辉表示疫情使底层社区力量建设得到鼓励，人们团结起来共度危机。疫情也促使大家去思考和反思，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以卖单元户型为主体的住宅建设去转型为生产社区。

杨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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