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德国别算错“对华依赖”的账

中国对欧洲和世界的重要性，已经使得自己难以在绝大多数话题中置身事外。在前不久德国总理府的例行新闻会上，当回答记者一个“一旦台海形势紧张、欧洲要对华制裁时德国能否承受代价”的假设性问题时，朔尔茨总理阐述了德国要“减少对供应链和出口的依赖”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领域。尽管朔尔茨没有正面回应提问中的诸多假设性前提，也没有指明是要针对中国来“减少依赖”，但结合答问时的场景和德国舆论近来对中国的纠结，他的这一番表述很快被西方媒体炒作为是在“呼吁德国企业减少对华依赖”。

有关“减少对华依赖”的讨论在德国媒体、智库甚至商界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2016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并且同期中美贸易竞争加剧，是这种“关切”的最初背景，当时德方纠结的是在对中国市场依赖度空前的同时，如何应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脱钩”政策对在中美布局的德国企业造成的严重撕裂。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打击后，德方的讨论又添加了一层“医疗供应链严重依赖亚太（中国）等地区、德国难以自主”的忧虑，而乌克兰危机迫使德国和欧洲要为“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承受高昂代价及转型痛苦，更被德国舆论不假思索地转化为对“对华依赖”的高度防范。尽管担忧的由来不断转换、所“依赖”的具体领域也不断变化，但德方舆论始终将中国置于其“警戒范围”内，并且在西方将俄乌冲突与台海局势“挂钩”的政治正确性下，更有突破舆论讨论范围而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的架势。

尽管朔尔茨仍然强调是否及如何“减少对外依赖”应当由“德国经济界来决定”，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德国政府的责任，但在德国政府制定更多产业、贸易和投资法规来加速对经济进行政治干预的背景下，在其正在筹划并很快将推出对华战略文件的重要节点，有关“减少对华依赖”的话题公开出现在德国总理府绝非偶然，而且德国政府在内外因素驱使下在“对华依赖”问题上算错账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首先，出于政治偏见和地缘政治考虑的“减少对华依赖”本身是一个政治命题，背离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与德国的经济需求和现实利益存在根本冲突。在就所谓“减少对华依赖”问题作出多番研究后，德国学者也承认，减少对特定市场的依赖和增加对特定市场的依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所谓“志同道合”阵营内进行的经济合作，违背优化资源分配和市场分工的经济原则，最终结果是德国经济将承受效率下降、品质劣化的严重后果。

其次，德国“减少依赖”不要找错了对象，它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无论从政治、安全还是经济领域的投资、产业和贸易等指标来看，或是最近德国能源从管道天然气向液化天然气的转向，它最为依赖的是美国，能够给德国利益带来剧烈冲击和重大损失的也只能是美国。

减少对华依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德国将不得不加大对美国的依赖，除非德国已经做好准备要心甘情愿地追随美国并不惜忍受任何特朗普式的政治虐待和经济盘剥。美国正利用乌克兰危机和台海局势针对它的对手和“盟友”下一盘连削带打的大棋，如果德国此时走上一条既要摆脱对俄依赖又要减少对华依赖的路，无异于自剪羽翼、自断后路，将竞争优势拱手让人。

最后，如果草率地将“减少对华依赖”作为一项政策目标并付诸实施，德国无疑是把自己架在了既要在短期内重塑能源结构、又要从根本上改造经济体系的“火架”上猛烈炙烤。德国一些舆论津津乐道的“减少对华依赖”的所谓政治迫切性，并不能掩盖企业界难以减少依赖并且代价巨大的现实窘境。尽管朔尔茨现在需要为协调执政伙伴、摆平政商矛盾煞费苦心，好在还能保持某种平衡，但一旦轻易向压力低头而作出片面选择，届时将承受的经济社会代价、政治内讧和政经撕裂对他的政府和德国来说都绝非幸事。（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