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中国》：传承文艺经典，精讲中国故事

　　南方网讯 《故事里的中国》（第一季）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文艺作品集。

　　本套书内容取材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同名大型文化节目，全书共十二章，分为上、下两册，选取《永不消逝的电波》《平凡的世界》《林海雪原》《凤凰琴》等十二部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文艺作品，围绕典型人物和历史故事，邀请故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动情讲述，深入挖掘经典作品背后的真实过往，以及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记录风雨征程里那些值得铭记的中国故事，展现岁月长河里的每一处闪光。

　　作者简介

　　《故事里的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文化节目，由董卿担任节目主持人，田沁鑫担任戏剧总导演。节目通过“戏剧+影视+综艺”的表达方式，演绎经典片段、访谈主创人物、再现真实故事背后的情感力量。

　　精彩书摘（部分）

　　莫言：《红高粱》的民族血性和乡土情深，“故乡跟作家的关系，就好像是植物跟土地的关系一样，他离开了它就要枯萎。一株高粱如果不在土地上生长，那它立刻就要死亡。”

　　主持人：从1984年《秋水》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后来包括《红高粱》等作品，故乡这面大旗始终矗立在您的文学领地上，为什么？

　　莫言：我觉得写作是摆脱不了故乡的，一个作家时时刻刻受到故乡的制约，因为我生于此、长于此，我所有童年的记忆、青年的记忆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概念，我原来一直错以为是在《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地理名称，后来有研究者告诉我，应该是在《秋水》里边。我意识到，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有一块自己的文学根据地，有一块属于你的领土，然后才可能站稳脚跟，才可能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所以像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地理文学名称的出现，仿佛使我从一个叫花子突然变成了一个小地主，当然，小地主慢慢地又想变成大地主，大地主慢慢地又想当皇帝，这是一种比喻。所以后来我也很狂妄地说，我就是“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王国的国王，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让谁死，谁就得死，想让谁活，谁就要活，这就是文学意义上的比喻。总之，“高密东北乡” 这个文学地标的确定，就决定了我之后几十年的创作方向。几十年以来，我创作的故事几乎都发生在高密东北乡。当然，这个高密东北乡和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是有很大差距的。在刚刚开始写的时候，很多故事，像《红高粱》，都是有故事原型的。但后来一些现成的故事、亲身的经历是不够用的，所以“高密东北乡”也慢慢的由一个封闭的概念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概念，由一个现实的地域变成了一个和历史、未来贯通的区域。有了观念上的改变之后，发生在天南海北任何一个角落的故事都可以移植到高密东北乡来。后来我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尝试，把在外地的、听到的、看到的和亲身经历过的很多故事都移植到这里来了。看起来我写的是我的家乡，说一句狂妄的大话，我认为“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也感觉到，只要在这个地方站稳就可以走向世界。

　　主持人：您第一次到外面去是什么时候？

　　莫言：我第一次离开我家到县城里去是14岁的时候，我跟着生产队的马车去县城里面拉棉籽油，那个时候感觉到县城已经非常的遥远了。我第一次在火车站看见了火车，以至于半夜都爬起来跑到铁路边上等待着火车从远方过来，而且认真地数着一节一节的车厢，数到六十几节、七十几节，回去好向小伙伴们炫耀。后来我到了一个更大的城市，就是18岁的时候，正好当时我大哥带着我的侄子从上海回来探亲，他要从青岛坐船回上海，我就送他去青岛。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进入像青岛这样一个大城市。现在看来，当时的青岛还不如现在的一个县城大，但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村孩子的心中和眼里，青岛已经像天堂一样了。有了这两次进城的经历以后，我离开乡村的愿望就更加强烈。我为什么不能到青岛呢？我为什么不能到高密县里去呢？我要努力、要奋斗。但是没有别的办法，那时候大学也不招生了，工农兵大学生要靠贫下中农推荐，这看起来很平等、很公正，但实际上大家也都了解，名额那么少，一般的农村孩子要想通过好好劳动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当工人我想也轮不到我们这些普通的农村青年。唯一比较可能的就是当兵、参军，那时候阶级斗争讲得很厉害，对家庭出身要求很严格，因为我们家出身是中农，从理论上来讲，中农当然也可以当兵，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性却比较小了，因为有那么多的贫农、下中农的孩子排着队呢，人家首先要家庭成分好的。所以我从17岁开始，每年都去参加体检报名应征，一直到了21岁，我终于当兵了，成了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

　　主持人：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烈的离开故乡的意愿，而且后来您的确告别了高密，现在您反而又经常回去。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呢？

　　莫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想法，是50年代农村出身的一批人的共同想法。因为当时农村生活比较艰苦，年轻人都愿意到外边去看大城市、看更加广阔的世界，去当工人、去当兵、去上大学、去寻找更加光明的前途。农村青年想离开农村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谁也不愿意在农村待着。那时候我们中国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些差别还是非常的大。城里人跟乡下人这两个概念，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但是我们这样年龄的人一说起来就会知道这是天壤之别。所以我从十五六岁起，就开始梦寐以求想离开家乡，到外边去。故乡跟作家的关系，就好像是植物跟土地的关系一样，植物离开了土地就要枯萎。一株高粱如果不在土地上生长，那它立刻就要死亡。所以作家与故乡，我觉得就仿佛是高粱与黑土地的关系。我不但要从这里获得创作的灵感，还要从这里获得创作的素材和故事。

　　主持人：所以现在您还会用当年您说的那句话来形容自己的故事吗？“最美丽但也最丑陋……”

　　莫言：这实际上是过去的儿童式的印象，因为它是矛盾的，这也反映了我在离开家乡时的一种心态。因为我们农村青年，每个人都想脱离故乡到外面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在城里边做出更好的事情来，享受更富裕的生活。但是，当你离开了以后又觉得，这个地方有很多眷恋的东西，你的朋友、村头的那棵大树、河上的小石桥、河底的鱼虾，甚至树上的知了、田野里各种各样的叫声、婉转的鸟，都是你眷恋的。另外，在城市体验到的生活的贫困、劳动的艰苦，又让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能久待，就是那样一种矛盾心态的描述。农村最近四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农民的生活和过去也大不一样。当年我们夏天是在田里边顶着炎热的太阳来锄地干活的，现在他们都坐在树下打扑克、听收音机。所以用《红高粱》里边那样一种强烈的、矛盾的、对抗的话语来描写现在的乡村是不准确的。我离开的时间越长，对它的眷恋之情越深，这是一种深深的乡愁，以至于当年在农村所受的苦难，现在也变成了美好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持人：而且故乡也成为您的文学的宝藏，成了心灵的归宿。

　　莫言：是。上个星期，我见到军艺时期的老同学，他们还在回忆当年，说我背了一摞稿纸回高密老家了。北京的编辑都知道了，说莫言已经背着稿纸回家了，过两个星期回来，一部中篇小说就写出来了。所以，我几乎所有的小说里的故事都可以找到一个甚至好几个原型。我前面也讲过，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天南海北的、古今中外的很多故事，也都被我移植到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版图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