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民主国家出不了“伟人”？

导读：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嘉南·加内什（Janan Ganesh）讨论了西方民主制度下的人才问题。他认为，也许自由主义只是在消灭“伟人”，甚至包括出色的人。

【文/嘉南·加内什 译/观察者网 宁栎】

苏纳克搞政治就好像他刚上完“如何搞政治”的课程。他的手势和说话有些是死记硬背的，在战术上是公式化的，转来转去，毫无定力。在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苏纳克将是一个很好的唐宁街幕僚长，他对空缺的议会席位有着敏锐的洞察。

事实上，这位前英国财政大臣是保守党阵营中最佳的首相候选人。无论如何，他在最近几年火箭一般上升，这说明英国议会中可悲地缺乏竞争。

但不要以为除了英国外，其他地方会更好。

在美国，两个地位最高的民主党人，一位早过了退休年龄，还有一位笨拙不堪。

最近一次德国大选，舒尔茨与拉舍特在一场沉闷的选举中对决。

过去六位澳大利亚总理在4年一轮的任期里，都没有给人留下足够的印象。

十年来，意大利有两位叫马里奥（马里奥·德拉吉和马里奥·蒙蒂）的全球精英当上总理，凌驾于缺乏声望的国内政治家之上。

西方民主出现了人才问题，这已经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卡梅伦头脑聪明，举止得体，在2001年进入议会后，五年内轻而易举成为保守党领袖。十年后，当卡恩因丑闻退出政坛时，法国社会党只能转向毫无主见的奥朗德。看看现在的主要民主国家，真是惨淡。的确，马克龙干任何白领职业都会很出色。那么，还有谁不平庸呢？

英国保守党党魁候选人（来源：英国独立电视台）

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归结为选民的偏好，比如选民们可能疏远能在世界历史上留名的人物，而去选择不入流的人。但人才供应是更大的问题。有能力的自由派或温和派中，很少有人会去搞政治。原因很简单，金融、公司法专业毕业生的薪酬超过其他专业，在过去一代人中差距还在扩大。

卡梅伦出身不穷，但他认为自己搞政治收入吃了亏，到离开政坛后，他快速地增加了收入来弥补损失。现在政治家的生活被过度曝光也是原因，传统的新闻界严格保守肯尼迪和密特朗的秘密。即使今天传统新闻界还坚持这样做，也挡不住那些拥有拍照手机和推特账户的公民。

在这种背景下，过去十年的动荡就不难理解。从理性上讲，把民主的危机归咎于结构性力量是合理的，这包括制造业工作的减少，新媒体的兴起。在我们的历史观中，政治学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附属，如果还不是经济学的话。尽管“伟人”理论表面上庸俗，但强调个人能动性的“伟人”理论还是有道理的。也许自由主义只是在消灭“伟人”，甚至包括出色的人。

强调个人而不显得势利是很难的。因此，要看到一个人的学术专业素养和政治能力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杜鲁门是个失败的服装设计师，但北约和马歇尔计划证明他是20世纪下半叶的设计师。麦克纳马拉的简历可能是美国最好的，但他是一个破坏性极强的国防部长。

问题是，在足够大的样本量下，在最优秀的人涌入私营部门后，一个国家能否生存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资本主义正在自我侵蚀。在允许私人部门享有高薪和隐私的情况下，政治变成了一场傻瓜游戏。由此造成的法律和制度的衰退反过来又威胁到经济。

如果保守党的马戏团让你苦恼，那么工党也不会更好。在工党的影子政府中，伊薇特·库珀在议会干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却没有留下多少印记，埃德·米利班德是一个失败的前领导人，这就是工党的资深人士。相比之下，“专制”政体给官员们足够寻租空间和容忍过失，来留住人才。

最新出版的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的日记，本意是讲述英治香港。这批人的退场让读者留念这类聪明、有管理能力、不教条的政治家。彭定康甚至不是保守党阵营中的杰出成员，当时保守党阵营中有一位40岁当上王室律师的肯·克拉克，还有商业上很成功的迈克尔·赫塞尔廷。相比之下，现在英国可能很快会由一个在议会演讲中把“cock”挂在嘴边的人来管理（指英国前贸易大臣彭妮·莫当特）。

民主的危机和餐馆业和希思罗机场的危机一样，你就是找不到好的雇员。

（本文发表于2022年7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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