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代孕”背后潜藏的法律风险及争议

前段时间，“代孕”话题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一时间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我们经常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代孕相关的话题，无论是社会上的各类代孕事件，还是陈凯歌导演的短片《宝贝儿》，都引发过关于代孕问题的讨论。

“代孕”通常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借助现代医疗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妊娠、分娩的行为。

“代孕”或明或暗，是一直存在我们身边的一个话题，可见已经成为一个现象。这次借网络上的代孕事件又一次引爆舆论热议，我们看见很多人在讨论同意还是反对代孕，这能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其实已经暗示了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有一定模糊地带。

如果“代孕”是明令禁止而属于违法犯罪问题，现在就不是讨论同意和反对，而是如何处罚了。但在民众的印象中又一直觉得代孕是一种地下行为，当然应该是违法的，到底“代孕”在我国法律上是怎么规定，我们必须先从立法层面梳理一下法律的规定。

在我国，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被明令禁止实施“代孕”技术的。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规定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否则会被罚款以及行政处分，从技术和医疗层面，非医学需要的代孕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而如果机构、中介、个人等非法从事组织代孕等行为，亦属于违法，情节严重的，涉嫌非法行医、非法经营等犯罪。

但是，“代孕”本身并未被法律明文禁止。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与此前国务院提交审议的修正案草案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删去了“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即草案第五条“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

按照国家卫健委官员的介绍，现有关于代孕的规定仅散见于部门规章，位阶过低且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打击现实中日益猖獗的代孕“黑市”，因此想搭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的“便车”，将其提升至法律层面。

但在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过程中，许多委员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代孕问题错综复杂，究竟是否应当禁止、全面禁止是否有效，还需进一步研究和征求意见；同时，此次修订的中心任务是落实“全面二孩”的计划生育制度改革，禁止代孕是否和这一政策目标相抵触，需要谨慎权衡。

还有委员认为，对于代孕不应一棍子打死，应改“禁止代孕”为“规范代孕”。总而言之，全国人大在这一问题上颇显踌躇，此议由此搁浅。立法的踌躇不前，意味着社会各界关于代孕究竟是应当全面禁止还是适度放开仍然存在分歧。

总而言之，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代孕行为其实从未合法化，在政策层面是明确不提倡的。只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提到了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约束，而没有对寻求代孕者以及代孕者提出法律的约束。

“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加上不能生育或不想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多，代孕在中国日渐变得半公开化，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状。但从伦理、妇女儿童保护的角度，“代孕”黑产业背后大量的妇女身体健康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除此以外还已经引发了诸多子女抚养纠纷、继承等法律风险，国家层面上、以及法律风险角度肯定是不提倡的。

案例分析：

年仅17岁的少女梁某，经过朋友的介绍知道了出卖卵子可以赚钱，刚开始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只是在高额的报酬的引诱下，她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诱惑，动了买卵子赚钱的心思。

在与女中介赖某取得联系后，商定了买卵价格为1.5万元，由邓某、赖某所在的科技公司安排对梁某进行取卵手术。期间，邓某和赖某全程陪同梁某进行面试、体检、打促排卵针等一系列流程，并及时安抚她的情绪，让她没有对手术的安全性产生怀疑。

等到邓某将梁某送至中转点，再由其他人将梁某带到一处无名别墅进行取卵手术，此时梁某才察觉这个手术可能不是太正规，但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只好硬着头皮在打完麻药后昏睡一段时间过后，完成了手术。

事后梁某如约拿到了酬金，只是很快她的身体便出现了问题，家里人在察觉出女儿身体不适后，将其带到医院进行检查，才得知梁某双侧卵巢破裂须手术治疗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

最后经过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的判决，黑中介赖某、邓某被判处非法行医罪，分别获刑一年及十个月，赖某、邓某的家属分别赔偿梁某各项损失25万元、18万元。

通过这起案例，我们得知了“代孕”黑色产业对女性身体健康的侵害性有多大，然而，很多出卖卵子的年轻女孩并不知道非法取卵可能存在的风险，还是会为了背后巨大的利益欣然前往，最后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可见，“代孕”虽然暂时还没有被法律明令禁止，但的确对社会存在危害，也一直是不被政策所提倡的行为，从未被合法化。尽管存在模糊地带，我们依然应该对其避而远之。

（涉及隐私，当事人为化名，部分图片为网图，仅配合叙事。尊重原创，请勿抄袭、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