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美国代孕机构交了$169,000美金，没得到孩子，血本无归”

　　1978 年，英国一位名叫Louise Joy Brown的婴儿成为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成为第一个通过 IVF （体外受精） 受孕后出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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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后，超过 800 万个婴儿以这种方式诞生，生育行业充满了诊所、精子和卵子捐赠企业、咨询师和顾问。

　　而代孕是非常昂贵的选择之一。

　　这个游走在法律和道德边缘的行业在多国被禁止，但在美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尤其是在加州。然而，行业内的黑暗面却并不为人所熟知。

　　由于几乎没有政府监督，该行业很容易出现丑闻。

　　2006年，加州一位代孕中间人因从客户那里窃取数万美元而被捕。

　　2011年，一个贩卖婴儿组织内的同伙认罪，该组织诱骗妇女到乌克兰生孩子，并以每人超过 100,000 美元的价格出售婴儿。

　　2017 年，位于南加州的跨境代孕公司 Planet Hospital 的创始人 Acharyya Rupak 因对客户资金管理不善而因国际敲诈勒索被判入狱。

　　近期，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撰文采访了一位正在接受调查的代孕老板，以及她的20多名前客户、代理人和商业伙伴，审查了数千页的电子邮件和文本、法庭文件、合同、银行文件、医疗记录以及提交给州和联邦机构的投诉。

　　多年来，藏这个行业里的肮脏和黑暗，终于渐渐浮出了水面，让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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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足这一行，让我发现更多快乐”

　　Lilly Frost是一名20 多岁的单身母亲，曾经从事美容行业。机缘巧合之下，她看到了Craigslist 上的一个卵子捐赠广告，立刻发现了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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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她开始涉足代孕相关业务，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招募其他捐助者，为想要孩子的父母与年轻女性牵线搭桥。

　　这几乎是一项暴力行业，收获颇丰。代孕费用通常超过 15 万美元，而且动不动就能达到两倍之多。

　　“我看到我的客户抵押他们的房子，清算退休账户......就为了支付这些服务。”

　　“一旦我开始涉足这一行，”她说，“我发现了很多快乐。”

　　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她转向了许多行业常见的解决方案：外包。

　　她的网站宣传称，通过在墨西哥代孕，夫妻可以节省“与在美国相比超过 60%的费用”，并宣传“全世界夫妻都能负担得起的透明优质代孕服务”。

　　在她主营的网站上，主页列出了加州和墨西哥几位医生，以及一个由律师、社会工作者和现场协调员组成的“专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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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网上发布的各种简历中称，她拥有俄勒冈州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商业学位，并帮助成立了卵子捐赠和代孕伦理协会，这是一个旨在促进公平对待捐赠者、代孕者和父母的非营利组织。

　　但其实她从未从波特兰州立大学毕业，伦理组的联合创始人在发现她的真实工作后拒绝让她加入。

　　Lilly Frost 还会特别在邮件中告诉她的许多客户，她可以提供很少有人敢于提供的东西：成功保证。

　　只要支付一些固定的费用，她就向客户承诺，无论发生多少次意外，他们都会成为父母。

　　三个孩子母亲的身份让Lilly Frost 跟这些想要孩子的客户很快能打成一片，她熟知他们的心理，对他们嘘寒问暖像朋友一样贴心。这些父母也会很容易就信任她，很快进入交费流程。

　　但是，在交了款之后这些父母傻眼了。他们很多人没有迎来期盼中的宝宝。

　　Lilly Frost 的公司倒闭了，并受到了FBI的调查。

　　受害者无数，人财两空身心俱疲

　　“她巧妙地将一切都隐藏在了表面之下，”一位客户Gabrielle Ackerman说，她在墨西哥的代孕妈妈因为医生承认医疗保健不足而流产。 “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踏入我们生命中可怕的篇章。”

　　Ackerman来自科罗拉多州，她是Lilly Frost 众多受骗者中的一位。她最初就是被网站上的信息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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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告诉Ackerman，因为子宫肿瘤她不太可能生育，但她的卵子仍然健康。

　　因此在2016年，她和丈夫选择和美国医生一起做试管婴儿。Lilly Frost没有提供固定价格的保证，而是向他们兜售一项协议，即墨西哥的代孕者将前往美国进行胚胎植入并分娩。

　　这对夫妇预付了 Frost 20,000 美元，然后在托管账户中额外存入 70,000 美元。

　　一年之内，该账户仅剩下 29,690 美元，三次让代孕者怀孕的尝试都失败了。

　　Frost 继续忽悠他们一定会成功，然后让这对夫妇再交了30,500 美元。

　　2017 年 11 月，Frost 邮件他们表示，宝宝的成长非常好。孕妇下个月将前往墨西哥城，很可能会一直待到分娩。

　　但在怀孕约 28 周后，孕妈被诊断出患有先兆子痫，这种并发症对母亲来说可能是致命的。这一次，又没有成功。

　　几番折腾，Ackerman的账户里什么都没有了，她没有迎来期待的宝宝，承诺会得到的宝宝的骨灰也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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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Ackerman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在瑞士，Enzo Serratore 和他的同性伴侣想要一个宝宝，因此找到了Frost，在 2018 年Frost为他们找到一名代孕者配对。但这名代孕者多次检测出性传播感染呈阳性。

　　Enzo 想要退款被拒绝，后来几经商议，Enzo 同意换一位代孕者，但最后发现这名代孕者有着同样的性病。

　　眼前事情毫无进展，但账户里的钱越来越少，Enzo 要求Frost提供花钱的账户明细，被Frost一封邮件打法回来了：我们自己会跟踪费用的，但我们从来不提供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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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Enzo 一共花了55,000 美元。

　　圣地亚哥的房地产开发商Miguel Bravo 在2020年初，他发现自己账户中的53,000 美元已经被提取，被Frost“是用来支付捐赠者费用”一句话打发了。

　　此后，他发现越来越难联系到她，而她的借口也花样百出：她在开车，她手机被偷了，她得了流感...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自湾区 39 岁工程师，仔细查看了几个月来收到的超声波图像，才发现日期已经被剪掉了。

　　他实在忍不住气愤的在邮件里对着Frost发飙：“你为什么总做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做个人行吗？？”

　　在花费了169,000 美元后，他和他的伴侣仍然没有孩子。

　　倒霉的还有Baldwin Wallace University的大学教授Gary Christie ，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基因检测停滞、代孕者感染、多次胚胎移植失败后，最后血本无归：花了 96,250 美元，买回来个寂寞。

　　不断压缩成本 代孕妈妈看病要自掏腰包

　　事实上，Frost的商业模式早已失控。

　　Frost在接受采访时说，关键问题是试管婴儿成功率莫名其妙地下降，因为有保证，这迫使她支付的费用比她预期的要多得多。当新冠来袭并且新客户数量下降时，她失去了支付不断增加的费用的能力。

　　但这些并不是唯一的问题。

　　为了赚取利润，Frost不断压缩成本。 她向客户承诺的节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在墨西哥支付的代孕费用很少。 她称会付给代孕妈妈 14,000 美元，比墨西哥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还低。

　　代孕者通常是单身母亲，很多人 都很穷，在到了诊所之后，很多人甚至都搞不清楚自己要干什么。

　　随着公司陷入财务困境，这些代孕妈妈们开始受苦。

　　2020 年 8 月，一位患有妊娠期糖尿病和尿路感染的患者向 Frost 和多位同事发送电子邮件，请求医疗护理，她说诊所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诊所说Frost的公司没有支付账单。

　　经常代表Frost 客户的律师Kristen Armstrong看到邮件也惊呆了，质问她“为什么这位代孕妈妈没有 得到报酬？ 为什么她没有在美国接受治疗？ 到底是怎么回事？ ！ ”

　　代孕妈妈们经常被告知，他们代之怀孕的夫妇拒绝付款，而其实，他们不知道许多人已经为固定价格的套餐预付了款项。

　　有的人因为身体状况紧急，不得不从自己的账户里支付天价的医院账单。

　　有的人还被要求，别按 医生的嘱咐卧床休息，就为了降低成本。

　　而Frost 这边的说法是：完全没听说过这种说法。

　　这些客户和代孕妈妈因为互相不通气，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才是个例，但随着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堆越多，事情终于败露了。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触目惊心

　　2020年年底开始，当时有几个人收到了瓜达拉哈拉生物生育中心的一封信，信中说该中心将停止与 Frost 的业务，因为她正在向医生施压以削减成本。

　　2021年春天，Frost 公司的员工开始私下互相介绍客户，这些客户联系上之后发现他们的遭遇如此相似，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向Frost 讨说法。

　　2021年10月3日，Frost 给客户发电子邮件说，他们的钱已经花光了，她无法再支付费用，她的公司“完全资不抵债”。

　　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 63 岁教授Paul Hard 开始绕过Frost ，直接支付他的代孕费用和其他费用，此外，他在Facebook 创建了一个小组，名字叫：“Frosted”

　　在这里，越来越多的客户、代孕妈妈因此联系在了一起，在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后才发现，Frost 公司完全是两头骗。

　　2021年中旬，越来越多人的投诉引起了FBI的注意，圣地亚哥地区检察官也开始关注Frost 的公司。

　　案件已进入了调查阶段。纽约时报近日联系了FBI跟进进展，联邦机构的一位发言人在邮件中回复：“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我们目前无法发表评论。”

　　“是他们自己没看合同”

　　现年 37 岁的Frost 已搬到波特兰郊区，在接受采访时，她仍然把自己描述成了善意的受害者，对自己项目的失败“感到震惊”，“我一生都在努力帮助每一对夫妻”。

　　她说她耗尽了她的退休账户，卖掉了她在圣地亚哥的房子，试图履行她对客户和代理人的义务。

　　“我创办或经营这家公司并不是为了致富，”她在短信中说。“我将费用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并优先考虑大众而不是个人利益。”

　　Frost 说，由于她的代孕业务，现在有 150 多名客户有孩子，这给她带来了一些安慰。但当《纽约时报》提出想与这些客户取得联系时，她拒绝提供名单。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Gabrielle Ackerman，今年和老公搬到了圣地亚哥，他们是无数代孕受害者中的一位。他们现在正在起诉Frost，他们前前后后为代孕花费了150000美金，希望至少能拿回一部分钱。

　　但律师表示不是很乐观，因为Frost 可能已经没有多少资产可以抵押了。

　　Frost 说，很显然，一些客户并没有仔细看合同，她的合同里明明有写上一条：

　　“公司不提供任何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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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责编：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