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晚清名士陶学诗

文/付聪林 陶琦
（一）晚清“陶贡爷”

清朝末年宣统元年，农历的己酉年，也就是公元1909年，正逢省学政十二年一遇的的生员科举大考，应试者众多，张掖破天荒就就有六人拔贡，是明清以来历史上成绩最好的一次。张掖城北郊的白塔人陶学诗靠先天的聪慧和后天的勤奋，崭露头角，拔得头筹，在六名贡生中名列第一，轰动整个张掖城。

那什么是拔贡呢，现在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拔贡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中选拔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清朝时期，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七年改为每十二年（即逢酉岁）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同时，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更下者罢归，谓之废贡。

陶学诗，具体生卒年月不详，但据现存史料和同时代人的生活轨迹推算，他大约生于1880之后，卒于1952年左右。他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因此，附近乡民尊称其为“陶贡爷”。其考取贡生后曾派选四川某县（不详）任教谕。因时局动荡，后辞官返乡，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张掖甘泉书院、觻得书院、河西讲舍及当时“新式”学校教书育人，可谓“义声名陇上，桃李遍河西”。当时 ，张掖城乡流传着“陶学诗的文章，李源逢的字，南华宫的牡丹，丁家娃的戏”的民谣，这足以说明陶先生尊贵的人品，显赫的社会地位，及其文章书法在张掖的影响力。就如同今天张掖城饮食界流传的“东拉西炮，南臊北包”一样闻名遐迩。

后来，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当时片面地认为陶学诗文章守旧，没有与时俱进的新观念，对他本人和他的文章也略有微辞。加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上的高压态势以及当时文人的攀比嫉妒等影响，所以在后来编写的志书和历史记载中，只收入了他拔贡生的名字，没有收入他的生平，所以更是很难见到他的文章。尽管年代不是久远 ，陶先生著述都已散失，很少有遗存。仅存其题写的“云程发轫”匾牌一面，多年前，由其曾孙陶琦私人收藏。

（二）“云程发轫 ”匾

陶先生书写的“云程发轫 ”的匾牌，长190厘米，宽88.6厘米，厚4.6厘米，质地松木，内容为“云程发轫”，落款为“张掖高等学校教员——张鸿儒鞠躬撰、陶学诗鞠躬书、李源逢鞠躬赠”，匾牌下署有三十多人姓名，说明该匾应是他和同仁们联合出资所赠。

牌匾正文“云程发轫”四字呈阳刻凸起状，其余文字皆为宣纸所书，后为保留用清漆涂刷贴于牌匾之上。整个牌匾以松木素色为基调，未施任何色彩，从侧面反映出先生朴素、勤俭及不慕虚荣的君子之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物质财富之贫穷与人民生活之艰辛。牌匾从两个方面进行赏析，其一为书法之正大气象，其二为匾文之文化内涵。

书法家石松鉴定此匾牌属于典型的清代“馆阁体”，是指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在考试中出现的一种“通用”字体，该字体早在宋代就已出现，是一种方正、光洁、乌黑而大小齐平的官场用字，至明清两代更为盛行。

陶学诗先生所书“云程发轫”四字，从结构、用笔、气韵等方面来看，无疑属于当时的馆阁体亦即“干禄体”，且自出机杼、功力不凡，彰显了他独到的书法特色。然而上世纪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此匾虽曾一度沦落为床板，抹去了“乌、光”的墨色与新鲜感，但“正大”的气象与儒雅含蓄的用笔特点透过百年的沧桑岁月仍依稀可见，馆阁体于清代犹如二王之于唐代，由此推断陶学诗先生当是晚清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牌匾不单是先生当年精美书法的佐证，也是留给后人一份浓浓的亲情与思念。

由此看来，此匾虽只有区区四字，但反映出作者及赠匾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儒雅的君子之风。

（三）故园白塔寺

张掖有民谚说：“甘州不干水池塘，一出北门是流泉。”有水的地方就有灵气，长草的地方就有生机。白塔村就毗邻流泉村。当地有一寺庙叫白塔寺，白塔寺里又有白塔，白塔村因此得名。而白塔又叫水塔，是张掖金木水火土五行塔之一。可见此地是一个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了。水中出蛟龙，禽中出凤凰，这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在白塔这样钟灵毓秀充满人文气息的围氛中孕育出陶学诗这样的大家那就见怪不怪了。

张掖水塔，位于城北门外三里多路的白塔寺内，又名白塔，创建于明代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是一座覆钵式砖塔。当时，这里有一寺庙叫白塔寺。据说南宋恭崇皇帝赵显在这里出家，法号为合宗大师。明天顺六年（1462年）维修，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重修。

据传重修后的白塔寺，寺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塔身高约20余米，巍峨耸立，有凌云摩天之势。朝佛礼拜者络绎不绝，为张掖古城名胜佳境之一。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甘肃省财政厅批准白塔寺为张掖农校永久性校址，张掖高级农业职业学校随即由文庙迁入，自此寺内建筑陆续被改建或拆除。1953年张掖地震，白塔顶部被震毁。直到1957年，新生的张掖农校在此重建，白塔五社600亩耕地被学校征用。后来，为防止学生在塔周围玩耍发生安全事故，最终拆除了水塔，遗址因校园绿化也就荡然无存了。历经五百多年风雨的水塔就此定格在了照片中。有人在查阅资料时，还发现在清末外国驻华机构出版的明信片中，有一张就是张掖水塔。

白塔水塔象牙塔，塔塔逢源，源远流长；人脉地脉文化脉，含情脉脉，生生不息。白塔寺和水塔就和文脉联系到了一起，成为河西学院的一大景观。

目前，白塔亭在河西学院北校区。坐北向南，碧瓦红柱，清幽古雅。亭面南北居中，匾额横悬，上书“焕然斯文”“弘学兴邦”，并配有两幅楹联：“亭内梵音逝去书卷留香丝路吟，碑前秀色寻来文光射斗甘州景”，“白塔化云烟佛刹千秋留胜迹，河西兴大学碑亭此日沐文风”。

亭前立一石碑上书：“白塔寺亭（清）”。这是甘州区人民政府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日批准的“甘州区（县）级文物保护点”而立的保护标志石碑。《甘州府志》记载的“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连片苇溪，遍地古刹”的景观 ，在白塔村就彰显得淋漓尽致。小小村落，历经风雨沧桑，却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沉浮。

进入新世纪，张掖农校并入河西学院，白塔亭遂成北校区一景。2012年5月，学校斥资30万元修缮了白塔亭，以此作为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张掖水塔的遗存和见证。

时至今日，水塔虽然已不复存在，但白塔亭仍然屹立在河西学院校园内，作为一个高品位的文化标志，我们透过这个建筑，可以聆听到历史、宗教、美学、哲学等诸多文化元素发出的交鸣。

（四）打造蔚来城

据陶家后代介绍，陶家大院其实不大，占地只有2亩多，但修建独具匠心，富丽堂皇，很为豪华。是陶学诗拔贡后修建的。当时遵循封建社会的规矩，一个如果人发迹后，都得打庄建院以显示富有豪华的气派，以些来光耀门庭炫富乡里。

陶学诗有四个儿子，陶学诗先生以耕读为本，尽管身为文人，但治家有方。当时白塔村因为水多，很多都是二阴地，碱性大，不能耕种农作物。于是陶先生就带领儿孙挖沟排碱，让碱地变良田，不断改良别人遗弃的撂荒地，种植粮食和农作物，发展陶家经济，壮大家族声威。土改前听到风声，陶家也曾暗中变卖部分家产和耕地，但仍有耕地上百亩，土改时被定为上中农成分，受尽别人歧视。目前，陶氏家族繁衍子孙上百人。在三年困难时期，陶家大院也没有幸免于难，躲过浩劫，最终毁于一旦，也被拆除了。据2017年出版的《张掖文史》第四辑记载，白塔村五社八旬老人高秀兰回忆说：“‘家存一两铜，就是反革命’。在这样吓人的口号下，谁家还敢存放半点钢铁家什？我们陶家门上有陶贡爷留下的一大院房子，那‘王子夺魁’的五架梁堂屋气派得很，房檐下的大柱子成年小伙才能抱得住，一齐是雕花的板墙，堂屋、厦房和街门上都有匾额。可惜得很，1958年大炼钢铁时拆了，拆下的大木料装了十几车，都被运到北关大队任家庄子修了高级社，小木料也被运到炼钢厂，进了炼钢炉。陶家人没处住，就求爷爷告奶奶地到队里杨家门上借住。闹腾了好多日子，一场轰轰烈烈地不炼钢铁的运动才没动静了。”据了解，陶家大院原址就在现在的张掖北三环路以南，中航旅基地对面。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随着城市的扩建，陶家大院遗址已成为城市建筑的黄金地段。甘肃传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决策者高瞻远瞩，以睿智的目光牢牢地锁定了坐落在陶学诗故居，充满文脉气息的这片福地，开发蔚来城，打造张掖新地标。

蔚来城的建设者深谙城市精英对品质理想家的期待，以超前的理念、独具的匠心，恪守“以人为本以水为景”的居住环境理念，秉承“观山观水观景，放心舒心安心”的刚性需求，着力打造“居在水中，楼在绿中，车在楼中，乐在其中”的温馨和谐家园。

（作者简介：付聪林，甘肃省作协会员，在省级发表小说散文100多篇，新闻作品5000余件。张掖市首届十大杰出青年，甘州区劳动模范，甘州区六届、七届政协委员，现为张掖人民广播电台采编部主任。《张掖日报》驻甘州区记者。2021年11月被中华全国新闻者协会授予“从事新闻工作者30年“光荣称号。）

（作者简介：陶琦，字东篱，号南山，别署甘泉居士。甘肃张掖白塔人。本科学历，曾任教师。现供职于张掖大佛寺文物研究所。甘州区政协十届、十一届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辞赋学会、甘肃省诗词学会会员，甘肃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甘州区诗词楹联学会会长，《甘州诗词》主编。两次被省楹联学会授予“甘肃省弘扬楹联文化先进个人”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