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的逻辑

文章来源，微信同名公众号-夜夜正经评述

前天与昨天，我们分别聊了说理三部曲中的两部曲“信誉”与“情绪”，今天我们简单的聊聊说理的“逻辑”。

抛开逻辑学不谈，逻辑通常还有两个主要的含义：一个是我们思维及思考的规律性；一个是事实及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这两个主要含义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第一基于当下思维活动及未来思考活动的规律性；第二目前事实呈现的规律性和未来事物发展的规律性。

在我看来说理者首先要呈现的逻辑就是（道理不能说服所有人，不能让所有人都受益，也无法避免伤害少数人）要有普遍性普适性。

当谈及它有危害性的时候，它危害的对象一定是万千大众；而当谈及它积极作用时，它积极的成果一定不能让极少数人专享。即我们不能允许对少数人有利却对绝大多数人有害的逻辑大行其道。比如大约在15年之前，北京环保局副局长指责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空气污染状况数据是在搞新闻炒作，他的理由是中美双方公布的相同城市的污染指数有差异，中方监测的是更大的颗粒物，而美方则把重点放在对人体更危险的微粒上，提供的是PM2.5（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数据。估计很少有读者懂得这个数据的科学意义。因文章篇幅，这里我也不需要过多的进行注解，我可以用两句话简单的解释为：中方的数据更像是以是否死人为标准，而美方数据则是以是否对人体健康有害为标准。显然，美方的数据更具有普遍性及普适性的标准，这个标准才是危害更多普通人的事实标准，颗粒越小受影响的人群越多，防范的可能越低；颗粒越大受到阻碍的可能也越大，绿化清洁好的场合甚至不受影响。这个事情后来成为PM2.5纳入常态天气预报指数的重要推动事项。

说理的逻辑性其次要符合常识，而不是顺从上级的命令迎合上级的喜好。

在这个层面上，要求我们的说理逻辑不能偏离科学基础及人们的经验认知，更不能为了顺从迎合上级去扭曲科学，颠覆常识。比如，符合科学基础及经验的逻辑是一亩小麦约可产出1200斤，水肥的差异可能有300斤上下的浮动，但小麦一定无法亩产一万斤，更不可能亩产十万斤。比如，一个胡罗卜符合逻辑的重量大概是2-3斤重，不可能千斤重万斤重搞得毛驴子都拉不动。你非得说亩产万斤甚至十万斤，毛驴拉不动胡罗卜，那在一个完全被掌控的社会里也不是不行。但行不代表对！

最后，说理的逻辑要讲究上下对应前后一致。我们可以理解为上上下下的人们都能认可，前前后后的事实都能符合。例如，2011年双十一的时候，气象局和社科院联合发布了2011年《气候变化绿皮书》，感兴趣的可以去搜索来看。书中指出，三峡未导致气候变化，对气候影响范围不会超过20公里，长江中下游的洪旱灾与中旱涝转换规律和降水演变特征有关。蹊跷之处就在于未建成的时候各种论证言之凿凿说不会有影响，才过了十年稍多就说有20公里影响。再过几年会不会就说成200公里了，再过十几年会不会又改口成上千公里了？更关键的是三峡库区总面积为1084平方公里，砖家说的气候影响不超过20公里的结论是怎么计算得来的，求解过程及求解方法是什么？

再比如，计划生育当年的诠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千秋是多少年？算我数学差，理解成100年，但80年代到现在才多少年就翻转了？甚至搞成了人口负增长，重度老龄化未富先老的局面？

说法前后不一，有时候是难免的，问题是，在发生这种情况时，需要向提供必要的诚实说明和解释乃至决策过程，如果公众接受说明和解释，认为它合理，那就不仅不会怀疑，而且还会更加信任说理者，诚恳而诚实的说明是提高说理信任度的不二之途。

说错话或做错事以后的认错和纠正方式，对于犯错者是否能够恢复可信任度，是否能够成功地修复形象，起着至关紧要的作用。

用来修复可信度和改良形象的不当手法往往会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原因是这些不当手段既不诚恳也不诚实。最常见的是抵赖、推诿和避重就轻。

抵赖就是对过错不认账。有两种常用的抵赖法，一种是一口咬定“我没做”，另一种是以攻为守，反诬批评人为“恶意攻击”，这样不仅保护了自己，而且还打击了对手。

推诿是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不认账手段，其中有四种尤为常见。第一种是声称“出于无奈”，例如，有的城市大面积被洪水淹没了虽不好，但那是无奈之举，就是不说无能。第二种是“我当时不了解情况”，出了错事，负责人一般总能以此法推卸责任。实在脱不了干系，顶多也不过是一时受坏人蒙蔽。第三种是“我原先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许多错误都可以用“执行时出了偏差”的解释来顺利化解。第四种是“我的动机是好的”，它可以把坏事转变为出于好心但可惜没有办成的好事。

避重就轻就是大事化小。常用的手法有，第一，“托垫法”，把犯错转变为自我宣传的机会。你说我犯错误，我说这是百密一疏，一疏变成了百密的铺垫。第二种是“缩小法”，问题没有你想得那么严重，你是以偏概全、存心不良。第三种是“区分法”，它强调错误的特殊性，不能与其他类似错误相提并论。第四种是“超脱法”，它强调大局的需要和历史的眼光，譬如，你批评腐败，他说应当向前看，腐败只是前进道路上的暂时现象。第五种是“反击法”，你说我有问题，我就说你的问题比我还多。第六种是“补偿法”，我以前打你，弄得你家破人亡，现在给你补发工资，你看我多么宽大为怀，你岂能再说我有什么错误?

抵赖、推诿和避重就轻虽然可能奏一时之效，但时间一长，造成信誉丧失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将难以弥补。

在公共说理中，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信誉”，它的一个主要支撑便是“权威”。人们在说理时常常引述专家、学者的观点或研究成果，这叫做“话声融合”（voice merging），也就是，说理者直接或间接引述权威意见和公认的价值，将之融合到自己的“话声”之中，用以提高自己的说理可信度，并把说理引向可能达到的共识。一旦这种话声融合机制受到严重损害，人们对任何话声的合理性根据都会变得无所适从，这就会使得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说理变得非常困难。

人们要求诚信，关系到的当然不只是市场上的缺斤短两、以次充好，桥梁道路工程的偷工减料，物品的以次充好，文凭资格的以假乱真，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诚信所指的还应当包括社会公共生活中必须维护和保持的真实，以及基于真实的各种可靠性。

公共生活的真实和私人品德的真诚或诚实不是一回事。公共生活中的真实标准其实并不高，不过是不行虚假而已。但是这种要求不高的公众诚信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关键在于健全的公众生活制度。谁说假话，谁便违反了公共生活不行虚假的行为规范，谁就必须为此承担责任甚至罪责。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谁说假话，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法规都能叫他为此付出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法治的性质，而法治则是说理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

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教育又是自我启蒙的过程。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

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这种能力就是“理性”。“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是在说服别人时，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是一种公共理性，它离不开说理，也离不开适宜的环境。

最后，祝福大家在未来的工作及生活中，都能顺畅的说理，也能愉快的倾听。让说理可以成为我们所有人明亮的对话，成为一种因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