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

前因

长城抗战失败：1933年5月，国名革命军在河北的长城一带英勇抗击侵华日军，但最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敌人，长城一线最终失守，日军的侵略锋芒进逼平津。

1933年5月31日，国民政府在长城抗战失败后，面对平津告急，派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侵略者岗村宁次正式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此消息一出，举国哗然。

此前，民国军队接连于热河战役、长城战役中失利，而这种失败在国民党高层看来。虽然难堪却不意外，一方面他们忙于在南方“剿共”，另一方面他们对日军装备精良、战略高潮有着清晰的认识，蒋介石甚至作出了一个判断，即使我们现在所有的部队，都放到长城一带决战，也必定失败的判断。

自知国力差悬殊的国民政府，遂将希望寄予国联的挺身而出，国联在长城抗战前也对中国反侵略的决定表示支持，这鼓舞了国民政府的斗志。可国联中挑大梁的英法在30年代的日子也不好过，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不断增加，法西斯势力也不断滋长，所以英法不愿趟中国的浑水，这让蒋介石大失所望，也终于悟出了“立国不能依赖他人，全仗自己努力”的道理。

既然国联靠不住，靠国力孱弱的自己又怎么对日本法西斯反败为胜？这个问题想一块巨石，日夜悬在国民政府的头顶，与日本议和成了一条在国民党人眼中还不算太糟的出路。

议和并非一个突然的想法，而是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早在1933年4月中旬，蒋介石、汪精卫已经在筹备议和事项，与当时华北军政当局电报往来频繁，反复磋商议和事宜，并一再重申“停战谈判范围限于军事”。

随着战局的持续恶化，汪精卫已经将底线放低到“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5月29日，中日双方已经互相交换了意见，在何应钦等人致电蒋介石的电报中，确认了协定内容绝对不包含以上内容，也没有任何内容有可能被附会、引申，蒋介石对此表示非常欣慰，放手让何应钦等人与日本签订正式协议。

于是两天后，日本方面派出了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为代表与中方代表熊斌在塘沽进行谈判。冈村宁次在谈判中态度强硬，将拟好的协定案交给中方代表，声称这其中一个字都不能改，并且还必须在一个小时内给答复。熊斌在仔细阅读协定条文后，认为没有违背蒋介石等人给予的指示，但是他还是提出《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并希望日方能够进行共同讨论，却被冈村宁次断然拒绝。无奈，熊斌只得在这份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塘沽协定》签订现场

《塘沽协定》的大体内容为中国军队要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等一线之南，不可超越此线，日本将运用飞机等方式确认中方是否遵守，若中方遵守规定，那么日军也需退至长城一带。

即使蒋汪政府如何交代这份协定只涉及军事领域，并在形式上从一开始希望口头约定，无果后，又对文字反复打磨，坚决不允许有任何可能让日本借题发挥的机会。事实上签订的双方也是两国军事代表，可战争本就是政治的延续、手段，怎么可能与政治切割得干净呢？

《塘沽协定》的签订本就是双方在政治上反复考量的结果，国民政府希望缓一时之急，他们对当时抗战的胜利没有坚定的信心。而日本法西斯在东三省东拼西凑出一个伪满政权，为了巩固在东北取得的侵略果实，在华北地区建立对日无害的缓冲带，有很深远的战略意义，也为日本继续在中国侵略做足了继续的准备。

后果

日本谋求华北五省自治：1935年，日本阴谋策划河北、山东、陕西、察哈尔、绥远此华北五省独立于中华民国，使其投靠日本。

结论：《塘沽协定》的签署，带给国民政府极为负面的政治影响，首先它对伪满洲和沦陷的热河语焉不详，也让华北门户大开。舆论上更是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国内对民国政府“卖国”的指控不绝于耳，也对协定的和平效力保持怀疑。在国际世界，国民政府的作为也传达出一种纵容侵略的架势，难以博得其他国家的积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