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汽第一名职工、二汽总工，忍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

陈祖涛是“一汽的第一名职工”，也是我国汽车工业的第一名职工。

从一汽、二汽，再到后来的北汽、南汽、上汽等，在这些汽车大厂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都曾留下他的足迹和汗水。

陈祖涛是我国汽车行业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和“奠基者”，更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人，因为他曾经历过极度的痛苦和绝望。

一，被打得尿血

1967年4月，正在湖北十堰参加二汽建设的陈祖涛收到一份电报：“勒令陈祖涛回长春汽车工厂设计院参加……”

作为筹建二汽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时候突然收到一个被召回的“金牌”，他心里大致也知道一些情况。

那年，陈祖涛刚好也是39岁，正值壮年，斗志昂扬建设汽车工业。他认为，“我是搞技术的，很少过问政治，又没有得罪过谁，我怕什么？回就回。”

然而，他根本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

在回长春的途中，他在北京做了短暂逗留，看望在病休养的父亲陈昌浩。父亲告诉他：“我看到了斗争…时的残酷场面，对这样功勋卓著的元帅都是拳打脚踢，毫不留情，恐怕我将来的日子不会多了。”

听到父亲所说的话，又看到他沉重的表情，陈祖涛的心里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

如他所料，他一回到一汽厂里就被监管起来了，每天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接受批斗。当时，一汽厂内大会小会接连不断，生产制造几乎陷入停滞状态。

为了逼迫陈祖涛“认罪”，他们让他用双手托举包装汽车零件用的木箱子，箱子掉下来就抽他两腿，重新再举起来，一站就是一夜，还用钢丝钳子夹他的手……他一个文弱书生哪受得了这种罪。

后来，陈祖涛被关进“1栋”楼，每天晚上被带到偏远无人的“74栋”，接受严刑拷问，一连十天，被打得天天尿血。他想不通啊，身体痛心里更痛，晚上彻夜难眠，当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死。

这就是他自出生以来最痛苦、最绝望的十天。

陈祖涛与父亲陈昌浩合影

同年7月，父亲陈昌浩自杀的消息传到长春，陈祖涛悲痛欲绝，他想回去为父亲办理后事，可他连一汽的大门都出不了。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奉命而归，本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可他万万没想到，还有一种罪叫“莫须有”。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他心里的悲愤和委屈能向谁诉说？

遭受这种折磨时，很多人选择结束生命一了百了，可是死了真的可以一了百了吗？

后来无论他们怎么摧残他，刑逼他，他都挺了过来，熬了过来。

1968年9月，陈祖涛被转移到长春工厂设计处生活间的一个地下室里，和几名老工程师关在一起。后来又被送到农村“改造”，总算逃离了炼狱苦海。

经过两年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40岁出头的他又瘦又干、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走路佝偻着身子，手里拄着一根棍子，貌似60岁的糟老头子。

在农村生活期间，乡亲们都对他照顾有加，不让他下地干农活，只让他修修农具，干一些轻松的活。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最淳朴、最善良的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城市里太多的尔虞我诈、蝇营狗苟。

他们丧心病狂，使用下作手段逼迫陈祖涛认罪，到底是什么罪？

二，一汽的第一名职工

1928年，陈祖涛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

其父陈昌浩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1939年，陈昌浩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病，被批准去苏联治疗。当时11岁的陈祖涛也跟随父亲来到了苏联。

在莫斯科，陈祖涛完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并考上了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机械系。在大学实习期间，他多次参观斯大林汽车厂，对汽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建国初期，苏联对中国援建156个项目，双方谈判需要翻译。这时，尚未完成学业的陈祖涛挑起重担，开始为新中国建设冲锋陷阵。

1951年2月，陈祖涛大学毕业刚刚回到祖国，总理就对他说：“你再回苏联去，我国正在和苏联洽谈建设第一汽车厂，你就以第一汽车厂代表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谈判，顺便再到苏联的汽车厂去实习。”

所以说，他是一汽的“第一名职工”。

作为一汽代表，陈祖涛俄语说得比汉语好，还持有苏联护照和享有苏联公民身份，他全程参与了一汽建厂的规划和设计，还负责开列聘请苏联专家名单、联系搜集资料等业务性工作。

又在苏联待了3年后，1955年陈祖涛回到国内参与一汽的建设，担任发动机车间副主任。

因为陈祖涛在苏联求学和工作长达16年，所以后来有人怀疑他是“苏修特务”，处心积虑给他戴上这个“帽子”。

1956年7月15日，第一批解放卡车下线的时候，陈祖涛正在德国奔驰公司采购汽车薄板和奔驰轿车，很可惜没有亲眼见证那个辉煌时刻。

1958年，一汽开始搞红旗轿车，陈祖涛勇挑重担主持设计。那时候，苏联专家撤走了，生产轿车只能靠中国人自己。他说，如果说生产卡车是小学水平，那么生产轿车相当于大学本科水平，而高级轿车的生产层次更高。

以前中国从来没生产过轿车，想一下子造出高级轿车，难度可想而知。但当时人们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什么最艰难就去挑战什么。

第一辆红旗是怎么“敲”出来的呢？

一汽人把一辆1955型克莱斯勒轿车“开膛破肚”，拆出来几万个零部件，分给300多个攻关小组，一一研究。竺延风之父竺培耀，为造一个V型八缸发动机，他从铸造分厂的几百个铸件中才挑出一个合格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了红旗轿车，一汽人付出了太多太多的心血。

红旗内部构造基本都是一个个仿制出来，而外观则是一汽人自己设计出来的。前脸是中国的扇形，车后灯是宫灯，车灯盖是象牙雕刻的，座椅材料是丝绸的。为此，他们还从上海请回10个八级钣金工。

红旗的问世，并不能证明中国汽车制造能力有多高，其更大的价值在于政治意义。

三，二汽总工程师

1965年，国家决定组建二汽，陈祖涛作为当时五人筹备小组的成员，负责寻找二汽厂址。

在1953年时，二汽厂址被定在武汉青山，后来让给了武钢。再后来，局势发生变化，为了战备需要，国家要求二汽建厂要偏远、隐蔽。于是他们开始往湖南、湖北、陕西等省份的大山里搜寻。

最后，二汽定址在湖北十堰，也处于大山深处。

陈祖涛对这样的选址，其实并不赞同。在大山里建一个几万人的工厂，厂区和住宿、道路、生活等建筑设施都要从头建起，本来二汽要“远离城市”，这样岂不是又建了一座城市，而且还会大大增加成本；另外，当时三线建设备战备荒，我们以为敌人看不见我们，就打不到我们。其实，美国卫星把二汽厂拍得清清楚楚。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虽然陈祖涛心存疑惑和不解，但他仍然全心全意为建设二汽赴汤蹈火。

可就在1967年二汽刚开始建设时，他被调回了长春一汽。那些年，他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并不是常人所能受得住的。

1972年，二汽厂厂长饶斌等人想尽一切办法，把一度失踪的陈祖涛找了回来，任命他为二汽总工程师。

回到二汽后，陈祖涛重振旗鼓，整顿二汽，以完成他多年前的未酬壮志。二汽正式投产是在1978年，年产5000辆2.5吨军用越野车，这种车在中越边境战事中表现极为出色。有一次，一辆车从几十米高的山崖上摔下来，驾驶室都摔变形了，但拉到公路上照样“生龙活虎”。

正是由于陈祖涛等二汽人的不懈努力，东风卡车才名誉全国，响彻世界。

1981年，陈祖涛离开二汽，在北京组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开始全面管理中国汽车工业，为推动中国汽车工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陈祖涛眼中，二汽一直都是他最难忘的回忆，直到现在。因为在二汽工作期间，在他身上发生了太多的变故。

但每次一提到二汽，他总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在里面。

“我和饶斌在二汽设计了一套自主开发的硬件和软件，建了一个大的研究中心，另外又建了很多专业厂，包括……，就是为了将来开发新车型。在二汽的体系内，有七八个厂都是搞开发的，可是这些东西他们一点儿都没有用。”

“二汽和日产的全面合资让我很难理解，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自主产品。我不能说他们没眼光，但他们培养的人才，尹同跃拿走了，现在奇瑞的自主开发不得了。”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年被迫出走的二汽研发人员汇集到了奇瑞汽车，他们开发出奇瑞QQ、东方之子、旗云、瑞虎、开瑞等车型，为奇瑞立下汗马功劳。

四，时事难从无过立

1998年，陈祖涛在上海开会时，李书福派专车把他接到刚建立的吉利汽车工厂。他给李书福提了几条建议：重研发、抓质量、造国民车。

如今，吉利汽车已经成为自主品牌汽车中的佼佼者，而一汽、二汽在自主品牌方面还不够强势。吉利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5%到8%，一汽、二汽等这些国有汽车集团就没那么高。

“他是私营企业老板，他说了算，他上面没有几百个婆婆。像一汽，国务院多少个机构，都是他的婆婆，谁都不能得罪；长春市多少个机构，都是他的婆婆——你说他有多少个婆婆？他们做件事情是很难的。”

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家企业、一个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犯下一些错。犯错不可怕，敢于接受教训并改正才是好样的。

陈祖涛的一生多舛多难，遭受过不公的待遇，但他始终相信未来永远属于光明。黑暗过去，他依然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种精神值得我们传扬。

其实，陈祖涛也是一位“公子”，但他并没有像周公子那样贪图享乐、炫权炫富，而是兢兢业业、披肝沥胆，为我国汽车工业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老一辈人思想觉悟之高，令人敬佩，新一代年轻人应该向他们看齐。

参考资料：

• 中国青年报，陈祖涛：撰写汽车史记的老人
• 我们建了一座城市-原二汽总工陈祖涛回忆录(中)
• 陈祖涛：我是一汽第一名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