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谜团

当时处于文化中心地带的北宋官窑尚且如此，荒鄙偏远的辽、西夏诸国，其官府瓷器的烧造情况则更鲜为人知，显得愈发神秘。幸运的是，笔者于多次赴西北考察的过程中，征集到一些瓷片标本，尤其是两个刻画有铭文的大瓮残片，显示了其作为官府定烧瓷器的属性，以其为突破口，结合其他标本和文献资料，笔者试就西夏官府瓷器的烧造情况作一探究。

“东平王衙下”铭文瓷片

西夏划“东平王衙下”铭信黑褐釉瓮瓷片

高25厘米，宽约27厘米

西夏黑褐釉剔划牡丹纹罐

高46.3厘米

推测为伊克昭盟窑产品 日本私人收藏

该瓷片是一黑褐釉瓮的口部及上腹部。距口沿约5厘米处，自上而下刻画铭文五字：“东平王衙下”。“衙”字最右侧偏旁缺省，应属当时的异体字或误笔。字结体端正，线条粗细均匀，笔画遒劲，风格硬朗。瓷片高25厘米，宽约27厘米，釉较薄，胎浅米黄色，口部外翻，上沿及侧沿皆切削硬朗，缩颈。传瓷片采集于灵武回民巷窑外侧南部某处。从其造型、胎、釉的特征判断，为西夏制品无疑。从口部造型及瓷片整体弧度看，其完整器应接近于现藏日本的黑褐釉剔划牡丹纹罐。

西夏“东平王”的封号未见诸史料记载。但是，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汉文本《杂字》残卷的“官位部第十七”中，收录有西夏自皇帝以下的中央官职与封号，包括尚书、令公、三公、郡王、嗣王等，而“平王”也赫然在列。显然，“平王”表示等级及封号性质，“东平王”“西平王”“南平王”“北平王”则是当时具体的封号。中国封建王朝历朝历代多有这种名称的王位之封，翻检史籍，俯拾皆是。当时处于西夏宗主国地位的宋、辽也有类似封赏。比如《辽史》记载：辽代大将、皇亲萧排押曾随辽圣宗征高丽，有战功，“（开泰）五年（1016年），进东平王”。北宋太祖、太宗之弟廷美，有孙名承干，“以艺文儒学名于宗藩”，死后获得神宗嘉奖，追封为东平王。

西夏建国之前，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自后周皇帝于954年封李彝殷为“西平王”始，这一封号便一直由西夏王族李氏袭承。10世纪晚期，辽、宋相继封李继迁为西平王，后李德明、李元昊父子也相继接受了宋廷所赐“西平王”的封号，一直到李元昊称帝后，宋廷才于1039年削去其封赏。

西夏建立之初，其官职的设置均模仿北宋，故西夏内部王侯的封赏名目也极有可能模仿北宋朝廷。西夏以四方命名的王侯之封，见诸记载的还有“南平王”，清代佚名所撰《西夏志略》载：“睍，清平郡王子，初封南平王。”西夏末帝李睍在继承皇位前，被封为南平王。

“东平王衙下”瓷片的面世清楚地表明西夏确有“东平王”之封号，而且，刻画有此铭文的瓷瓮，当为东平王府定烧瓷。

“三司”铭文瓷片

西夏“三司”铭信茶叶末釉瓮瓷片

高21厘米，宽约31厘米

灵武窑产品

西夏黑釉瓮

高47厘米

灵武窑出土 西夏博物馆（银川）藏

该瓷片是一件茶叶末釉瓮的口部及上腹部。距口沿约4厘米处开始，自上而下刻画铭文两字：“三司”。字体风格与前面的“东平王衙下”铭文类似，只不过线条稍粗。瓷片高21厘米，宽约31厘米，釉褐色微绿，也称茶叶末釉，胎浅米黄色，芒口，口部为斜唇口微外侈，缩颈。传瓷片采集于灵武磁窑堡窑址某处。从其造型、胎、釉的特征判断为西夏时期制品无疑，其完整器当与西夏博物馆（银川）藏黑釉瓮造型一致。

《宋史·夏国传》载，李元昊继承王位后在1033年建立了一套中央官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等，其制度多与宋朝相同。其中中书、枢密、三司是掌管王国政、军、财的最高行政机构，即中书主持政务，枢密掌管兵政事务，而三司，“唐代称盐铁、户部、度支为三司，主管国家的财政赋税。宋朝沿袭唐制，西夏又沿袭宋三司设置”。

有“三司”铭文的瓷瓮，为西夏中央政府中主管财政的三司所定烧的瓷器。

其他西夏瓷标本所具有的贡瓷特征：

除上述两片瓷片标本确认无误为官府用瓷以外，出土于灵武窑的标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带有官府或宫廷用瓷的特征，兹举几例：

西夏黑釉唾盂

高7.2厘米，外口径17厘米

灵武回民巷窑产品

黑釉唾盂为回民巷窑产品。器壁较薄，制作精致。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同于一般西夏瓷的外壁施半釉，底足露胎，并以石英砂垫烧的特点，而是内外均满釉，内底部以支钉垫烧，圈足亦施了釉，制作含蓄精致。在中原地区，类似这种底足的处理也极少能在民间用瓷上发现，所以很显然，这个西夏黑釉唾盂是按照中原贡瓷的标准制作的。

西夏银酱釉剔划牡丹纹梅瓶瓷片

高21厘米

灵武回民巷窑产品

银酱釉剔划牡丹纹梅瓶瓷片 釉色闪亮夺目，胎质坚硬，从残存的部分可以推知其高度和腹径都比一般西夏梅瓶要大，而其腹部器壁的平均厚度仅为四五毫米，如此硕大的器形，器壁又如此之薄，稍有不慎即容易破碎，显然不适合民间劳动人民使用。梅瓶主要用来储酒，这个梅瓶标本如果不是因破损留在窑址，恐怕在当时应该早被细心地存储于架上，或在某个宴席被婢女小心翼翼地抱持着侍立于一侧了。

西夏黑褐釉剔划串枝莲花海棠花纹梅瓶

高36.5厘米

推测为伊克昭盟窑产品

西夏黑褐釉划波浪莲花纹梅瓶

推测为伊克昭盟窑产品

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第七卷“敕禁门”下规定：佛殿、星宫、神庙、内宫等除外，普通官民屋舍上不得有莲花装饰，不允许涂画大朱、大青、大绿等颜色。以莲花为主的图案在西夏瓷器上虽不像牡丹那么普遍，但也不少见如上图两件梅瓶。西夏剔划花梅瓶制作工艺精湛，费时费力。迄今为止，西夏梅瓶的出土地点都临近或位于西夏主要州、府、监军司处，所以有理由推测，绝大多数西夏梅瓶都有可能是为官府包括寺院、监军司烧造的贡瓷。

之所以把寺院用瓷也纳入贡瓷的范围，是因为西夏僧侣在当时有着很高的地位，某些方面甚至凌驾于普通官吏之上。黑水城出土文献《杂字》残卷所收录的西夏官职与封号中，与僧侣有关的竟占了十分之一，有“僧官、僧正、僧副、僧判、僧录、僧人”等，与诸官职同列，可见僧侣在西夏的地位非同一般。故其对所用器皿必然也有很高的要求。

西夏时期，灵武窑烧造有一定数量的瓦当和滴水，纹饰无论兽首还是花卉，均雕凿精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胎质为硬度极高的瓷胎，比同一窑的一般瓷器胎质稍粗，但烧成温度相近。而即使是在西夏王陵出土的类似器物，也多为灰陶或挂绿釉红陶胎制品，质地比灵武窑制品要疏松得多。显然，灵武窑这些在同类产品中堪称翘楚的瓦当和滴水，也当是为官府或寺院烧造。

西夏白釉高足碗

高8.8厘米，口径14.6厘米

贺兰山插旗沟窑产品

西夏白釉喇叭口长颈鼓腹瓶

高15.4厘米

贺兰山插旗沟窑产品

灵武窑在西夏时期承担了烧造贡瓷的任务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除灵武窑外，西夏王陵出土瓷器中的白胎透明釉瓷器被认为产自于贺兰山插旗沟窑，故插旗沟窑当是另一个西夏贡瓷的烧造场所。

关于西夏官窑的问题

灵武窑是否为官窑？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官窑的定义。官窑必须符合下面两个条件：1．必须是官府，甚至宫廷大内直接所设之窑；2．所烧之器质量与民用瓷差别大，并禁止流入民间。那么，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对灵武窑稍作考察可知，其产品以民间用瓷为主，尤以碗、碟为大宗。尽管梅瓶之类器物有可能大多数是作为贡瓷来烧造的，但其主要装饰风格比如剔划花，在其他器物如某些不具备贡瓷特征的罐、瓮、钵上也普遍使用，也就是说，西夏贡瓷与民用瓷尽管精粗有别，但其工艺特点、主要的装饰风格以及产地均无太大差别，很明显，这是贡瓷窑与民用瓷窑没有进行严格区分，那么也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官窑了。

至于插旗沟窑，尽管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其为西夏官窑，但考虑到其产品唯胎色比灵武窑产品更白，而其釉色、釉质、造型工艺与灵武窑产品相比均无明显优势，有些方面，比如器壁较厚，修足厚笨，这些都明显输于灵武窑，故称之为“官窑”尚缺乏足够的证据，而将其作为西夏“贡瓷”的烧造窑场来表述则比较准确。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西夏瓷器成型之时，北宋的官窑可能还未出现。西夏瓷器受晚唐、五代以来尤其是北宋前期磁州窑系、定窑系陶瓷和辽国陶瓷工艺的影响，约在西夏建国后的西夏前期，形成了自己的装饰手法、风格和器物种类等整套体系，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成熟和稳定，伴随着金代西北地区耀州、浑源等地瓷窑的给养，到西夏中期其中心窑场——灵武窑的烧造逐渐兴盛，西夏中晚期的产品质量、装饰工艺和产量达到高峰。

而北宋官窑，据宋代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由此推断，北宋官窑的烧造时间应该在政和元年到北宋灭亡之间，即1111～1126年间。烧造时间短暂仓促，故可能未对西夏瓷产生影响。在北宋建立官窑之前，承担烧造贡瓷任务的主要有邢窑、定窑、耀州窑、越窑等窑口，而其中的定窑、耀州窑也在对西夏瓷窑影响最大的窑口之列，那么这种约束不甚严格的官、民混烧的制瓷制度，也必然相应地影响了西夏。

西夏灵武窑“东平王衙下”铭瓷片、“三司”铭瓷片，一方面直接证明和佐证了西夏有“东平王”封号和“三司”机构的设置，另外结合其他标本，表明灵武窑中的某些窑炉在西夏时期承担了烧造贡瓷的任务，其产品质量高于一般民用瓷。灵武窑是一处官、民混烧的西夏中心窑场，但和同样烧造贡瓷的插旗沟窑一样，都不能作为西夏“官窑”看待。或者说，目前的证据表明，西夏有贡瓷，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官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