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每四部手机,就有一部来自东莞」
这并不是夸张说法。
作为“世界工厂”,智能手机行业 TOP 5 的生产基地绝大部分都位于中国。而拥有华为、OPPO、vivo、金立等品牌生产基地以及众多代工厂的东莞则是「工厂中的工厂」,被称为「世界手机之都」。据《2019世界智能移动终端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东莞市2018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为3.68亿部,占全球四分之一。
因地处广州之东、盛产莞草而得名的东莞,亲历和见证了全球手机产业的发展与变迁。
手机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国际巨头诺基亚、三星,到国产领军OPPO、vivo、华为,一座东莞城,历经了功能机到智能手机的跨越,同时也见证了全球手机品牌「城头变换大王旗」。
从三来一补到三通一平,东莞崛起的主客观因素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当我们谈到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崛起为如今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时,往往离不开深圳「经济特区」的身份和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东莞从40年前一个农业县,成长为如今的「世界工厂」,「政策扶持+地理位置优越」这两大条件,也是关键原因。
不过,和深圳不同的是,东莞不在那个「圈里」,并不是经济特区。
摊开广东省地图,我们会发现东莞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西北面和广东首府、历朝历代的经济重地广州隔江相望,南面则比邻有着「中国硅谷」之称的深圳。两大超一线城市的巨大光环之下,东莞市即便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珠江三角洲东岸中心城市,也显得「默默无闻」。
如果城市之间的相处模式是「你死我活」式的零和博弈发展,那么东莞或许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但是曾经底特律的辉煌表明,城市之间协作带来的产业集群效应,无疑是东莞这样的城市发展的契机。
东莞虽然未能在1979年进入那个「圈」,但是东莞却在珠江三角洲这个「大圈」里。在广州和深圳这两大超级引擎的带动下,珠江三角洲成为了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之一,而东莞也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强镇经济」和配合香港打造出「前店后厂」模式。
1978年7月6日,国务院特别针对广东、福建两省制定《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企业补偿办法试行条例》,7月15日又更名为《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这份东莞人称之为「22号文件」的中央指示,允许采取先办厂、后承接外商加工装配业务的「来料加工」方式,试行「三来一补」业务。
当年8月30日,东莞县二轻工业局与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签订投资额300万港元的来料加工合同,合作兴办太平手袋厂。从此,东莞以创办「太平手袋厂」为契机,以「三来一补」业务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为东莞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度——高质量发展之路拉开了帷幕 。
如果说「三来一补」业务是东莞工业走向繁荣的突破口,那么,「三通一平」则是东莞走向「世界工厂」的具体路径。
所谓「三通一平」,指的是建设项目在正式施工以前,施工现场应达到水通、电通、道路通和场地平整等条件的简称。改革开放初期的东莞,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水电、交通等建厂必需的基本条件缺乏。
就拿vivo、OPPO所处的长安镇来说,40年前的长安镇放眼望去,除了农田还是农田。当初蓝绿厂在这片土地建厂时,周围只有成片的杂草。
虽然条件是差了点,但是好在东莞政府支持企业的力度很大。根据长安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忆,早年为了引进企业到东莞建厂,当地干部甚至拿着盒饭在罗湖口岸蹲点。而对于已经引进的企业,长安镇从「三通一平」到各项审批手续的办理,都安排专人协助解决。
当年从中山小霸王公司离职的段永平,就是受到长安镇当地干部热情和初见规模的产业配套所吸引,才扎根此地创办了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对此,乌沙社区党工委书记蔡国栋曾表示:步步高从租用3000平方米的厂房开始,又一步步裂变出OPPO、vivo、小天才等国内电子信息龙头企业。其间,乌沙社区始终派人跟随服务,全力支持。
2011年,当OPPO、vivo双双进军智能手机产业时,长安镇专门成立了智能手机产业服务领导小组,帮助OPPO、vivo以及产业上下游企业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可以说,从三来一补,到三通一平,东莞的成功可以总结为:基于自身地理位置优势,当地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敢为人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最终成就了如今的「手机之城」。
铁打的手机之城,流水的世界品牌
1995年3月18日,《南方日报》一则登在头版的消息《芬兰「诺基亚」落户东莞》,拉开了中国手机制造的帷幕。
在我们的印象里,东莞作为手机之城是因为OPPO和vivo将其作为大本营而得名。但是殊不知,早在1995年,诺基亚就投资2500万美元,和东莞市通信发展总公司合资成立了「东莞诺基亚移动电话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诺基亚模拟和数字手机的附件和配件,年产量达到千万件。
1999年,诺基亚在东莞缴纳的税款高达7亿元。诺基亚在东莞开辟了手机生产的生态链,从此引爆了东莞的潜力。
经过5年发展,2000年东莞诺基亚出口超过2亿美元,在东莞众多外资企业中名列前茅,成为当时全球最大手机整机生产基地。也就是说,早在22年前,东莞就已经具备了「手机之城」的实力。
2005年,东莞诺基亚累计年生产超过1亿部手机,过去10年的累计纳税额近30亿人民币,为东莞创造了近万个就业机会。2006年,诺基亚再次注资8000万美元,彼时诺基亚的供应商在东莞发展到400多家。
在东莞诺基亚最辉煌的时期,工厂工人超过几万名,就连马路边的公交站,都以「诺基亚」命名。不过,随着功能机时代结束,没能抓住智能手机发展浪潮的诺基亚,于2013年被微软收购。2015年1月,诺基亚工厂从东莞搬到越南,正式结束了东莞手机制造的诺基亚时代。
诺基亚作为外资企业,在东莞的巨额投资,不仅帮助东莞建立了最初手机生产的产业链,而且由于其示范作用,也吸引了三星视界等手机相关企业落户,形成了产业集群效应。
诺基亚为外国手机企业入驻东莞起到了示范效应的同时,步步高衍生出来的OPPO和vivo,则进一步夯实了这种示范效应,最终成就了如今的中国手机之城。
在东莞市长安镇,当地人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俚语:中国手机看东莞,东莞手机看长安。在这个年产量3亿部的「手机之城」,提到东莞,很多人都会想到从长安镇发家的全球TOP5厂商vivo和OPPO。
诺基亚入驻东莞的同一年,段永平从处于巅峰期的小霸王出走,从中山来到一江之隔的长安镇,创立了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从最初生产DVD、复读机等电子产品,到发展出手机品牌OPPO、vivo,长安镇完成了最初的工业基础积累。
到如今,长安镇的产业链条已经极为完善和成熟。在这里,手机厂商不仅可以采购到市面上所有电子元器件,还可以快捷完成「产品原型-产品-小批量生产」的全过程,实现了供应体系和制造体系的无缝对接。
据长安镇镇长郭荣新介绍,长安有OPPO、vivo及其上下游配套企业超过1000家。其中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企业159家,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355家,从事智能手机生产、销售、维修等行业人员超过20万人。
一家五金店的店主曾向记者表示:「骑辆电动车,在长安逛一小时,你就能买到制造一款手机所需的全部物料。」
这种极度成熟的产业链聚集,对于当地手机品牌的发展,大有裨益。在东莞,硬件厂商如果有新的设计创新,很快就能通过周边配套企业进行验证,从而了解这一设计方案的可行性。
比如2018年,vivo、OPPO为了实现真正的全面屏,领先行业推出的升降式摄像头方案,就是在当地产业链的配合下进行多次硬件验证的结果。
OPPO、vivo所处的长安镇之外,松山湖作为东莞主要的手机制造基地之一,也因为华为的入驻而声名鹊起。其实,早在华为之前,诸如鼎盛时期的酷派、金立等厂商也都在松山湖高新区建立了自己的产业园和生产工厂。
回溯东莞的手机制造历史,从功能机时代的诺基亚、金立到智能手机时代的OPPO、vivo和华为,这个产业链完善、政策扶持力度大的地级市,可谓是「铁打的手机之城,流水的世界品牌」。
写在最后,为什么是东莞?
某种程度上,如今平均人手不止一部的手机,依然是大众手里最尖端的高科技产品。但为什么作为「中国硅谷」的深圳未能成为「手机之城」,反而是东莞呢?
有人说是东莞地价和人力资源便宜,也有人说是因为东莞手机产业链发展得比较早。对于这样一件复杂的事情来说,并不是单一因素可以决定的。但不可忽视的是,东莞的「强镇经济」策略和对于手机产业链的扶持力度,是深圳所不具备的。
对手机产业链的扶持力度,我们前面说了。而「强镇经济」可以说是东莞发展的一大特色。虎门服装、长安五金模具、石龙电子信息、寮步光电数码......,可以说东莞每个镇,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据《中国乡镇综合竞争力报告2020》,东莞有20个镇进入百强,占据广东全省超半数席位,长安镇、虎门镇则进入全国十强。
东莞能发展强镇经济,一是源于其独特的市管镇街城市治理模式,这种扁平化的管理,能够放权强镇、激发地区经济活力,对行政效率的提高大有裨益;二是东莞进入新世纪以来,用「经济区域」的概念代替「行政区域」,破解了其治理模式带来的「诸侯经济」弊端,实现了产业集群跨镇域合作协同的效应。
这些可以说都是绝大部分城市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也是东莞能成为如今的东莞的关键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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