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陕西地名及陕情记载

提要：元代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历中国时曾行经陕西，在他的《游记》中翔实地记述了沿途的见闻。然而《马可波罗游记》的诸汉译本，包括最有影响的冯承钧译本（1936年商务版，以下称冯译本，引此本者只注页数）及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出版新译本（以下称福建本）关于陕西地名的翻译，或互相牴牾，或含混不清。今试以《游记》本身记载为依据，参稽有关文献和近年的研究成果，对《游记》中的陕西地名作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或推论，并据《游记》所记陕西风物，对《游记》内容的历史真实性略加论证。

一

约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十七年（1277—1280）间，马可•波罗进行了在中国的首次游历。他从大都首途，经今河北、山西，渡黄河进入陕西境内。马可•波罗从何处渡河是弄清《游记》中陕西东部地名应首先解决的问题。《游记》记载，马可•波罗“从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市）发足，西向骑行二日程，则见名贵堡寨该州（Caigiu）”。“离此堡后向西骑行约二十哩，有一大河名哈剌木连（蒙古语黑水的音译，指黄河）”（冯泽本中册426、429页）。其原注据《游记》所记方位、里程及对音关系，认为只能当吉州（今山西吉县）。据此马可•波罗渡黄河处应为吉县附近的某渡口。按吉县与陕西宜川县间的黄河上虽有渡口，然“无大津梁，其一二津隘，不过濒河晋民粟布往来”，不通大路。故马可•波罗从这里渡河的可能性甚微。据《游记》提示的前进方向，其渡河处应在下游。北与宜川接壤的陕西韩城县境内有龙门渡和少梁渡，历史上即以地当要津兵家必争而著称。马可•波罗极可能从二者中位居上游的龙门渡即今连接秦晋的韩（城）河（津）公路黄河桥处西渡黄河而至陕西。

“渡此河后，向西骑行二日（福建本作三日），抵一名贵城市，名称哈强府（Cacianfu）”（429页）。关于此城，众译纷纭。福建本从英文本音译作开昌府显然不当，陕西东部从无名此之地。1937年商务版张星烺译《马哥孛罗游记》（以下称张译本）作河中府亦误，元代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冯译本原注曾予推论，疑为华山府（即华州，今华县）或延安府（430、432页）。此说也难以自通。若为华州，则与《游记》所述当地特征及道路里程相去甚远；若为延安，揆诸前进方向又不合。综合方位、里程及地名对音等因素，应认为此城即是合阳。合阳县城位于韩城西南，距龙门渡约一百七十华里，以马可•波罗在陕西东部日均行进里程计大致相符。据有关学者研究，《游记》中的“C”等于“ ”, 即英语中的“ch”，与西域语中的“kh”相通，可与汉语中的“h”互译。 又《游记》中他处的“阳”字原文多作“ian”，故Cacian应可对译为合阳。 至于fu之译作府则不必拘泥，因《游记》中的行政区划名称多有不确当处。

“离上述哈强府城后，向西骑行八日，······抵一大城，即······京兆府（Quengianfu）”（431页）。京兆府即今西安市。元初仍沿用金代京兆府旧名，至世祖至元十六年，始改称安西路总管府。福建本径译作西安府有违史实，西安之名起于明洪武二年徐达进占关中后。冯承均曾指出，蒙古语尾之“n”增删无常，因此Quengian即京兆的对音无疑。

“西行三日，沿途皆见有不少环墙之乡村及美丽平原。······行此三日毕，见有高山深谷，地属关中（Cuncun）州矣”（453页）。福建本亦作关中州，并附注“即陕西省”。此译不确。姑不论历史上从无关中州之名，就关于此地《游记》本身的记载，“州境全在山中，道路难行”（432页），亦断非关中之地。此地应指今汉中地区。汉中全境多山，与《游记》所述地貌特征适相吻合。福建本此章题“契丹与蛮子的疆界”。《游记》将元朝疆域内原黄河流域金统治区皆称作契丹，而南宋统治下的长江流域则称作蛮子。宋金绍兴和议议定，双方以淮河至大散关为界。马可波罗称所经由的秦岭山地为契丹与蛮子的疆界，亦完全符合这一史实。可以论定，Cuncun即是汉中或兴元的对音，此处应译作汉中府或兴元路，张译本作汉中省尚大致不误。

“离上述哈强府城后，向西骑行八日，······抵一大城，即······京兆府（Quengianfu）”（431页）。京兆府即今西安市。元初仍沿用金代京兆府旧名，至世祖至元十六年，始改称安西路总管府。福建本径译作西安府有违史实，西安之名起于明洪武二年徐达进占关中后。冯承均曾指出，蒙古语尾之“n”增删无常，因此Quengian即京兆的对音无疑。

历史上从关中逾秦岭至汉中有三条主要通道，即子午道、傥骆道和褒斜道。子午道北口在西安之南，与《游记》所记行进方向相违，马可•波罗取此道的可能性不大。傥骆道在子午道西，其北口在周至县西南，以《游记》记载的方位及其日均行程推算，马可•波罗似取此道。然此道经五代战乱后渐成荒塞，或《游记》此处记行程时间有误。褒斜道又位于傥骆道西，其北口在眉县西南。此道的北段亦毁于五代，宋元时其起点已移至今宝鸡市西南的大散关，是末代以后自关中南至汉中、四川的主要孔道，元代驿路即置于此。故马可•波罗极可能取道于此。

“骑行关中（汉中）诸山，行二十日，抵一蛮子之州，名阿黑八里（Achbalec）”。原注谓“只能当今汉中府也”。然又说“惟今汉中府境不足以当大州之称，波罗所指者，殆是利州路”（437—438页）。利州路治所在今四川广元。《游记》记述该地“全处平原中，辖有环墙之城村甚众，隶属大汗。······此地出产生姜甚多，输往契丹全境，此州之人恃此而获大利。彼等收获麦、稻及其他诸谷，量多而价贱，缘土地肥沃，宜于一切种植也”。“此平原广延二日程，风景甚丽。······行此二日毕，则见不少高山深谷丰林”（437页）。据此观之，此地非汉中莫属。福建木此处译作汉中府，为是。阿黑八里本非汉语，“阿黑”为突厥语“白”之意，“八里”则是蒙古语的“城”（参见423、336页原注），此名若直译应为“白城子”。马可•波罗何以以此称汉中殊不可解，疑其得此名于同行的西域人或蒙古人，而阿黑八里或是这些人对某类城市的泛称，《游记》在记述山西境内某城市时也如此称之。

二

作为一位对中国人民抱有友好感情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如实地记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以《游记》有关陕西的记载征诸文献及其他材料，绝大多数可以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证明。

马可•波罗出身于商人，十分留意各地的物产，《游记》中以相当的篇幅记载了这一方面的内容。关于陕西东部一带，《游记》中写道，“织造种种金锦不少”（429页）。“这一带盛产丝、生姜和许多药材，这些药材是我们所在的那个世界几乎不知道的”（福建本135页）。上述诸物都是该地区的传统产品。早在汉代，即有关中“土宜姜芋”的说法。《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同州贡赋》条载，“开元赋：绢、绵。元和贡：麝香、麻黄、地黄、蒺藜子等。金元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黄河流域历史上盛极一时的蚕桑业已趋于衰落。然而这仅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在宋代以后，黄河流域某些地区的蚕桑业仍然维持着一定的规模。关中东部合阳一带就是如此。据文献记载，至明代中叶，合阳还种植着一定数量的桑树，绢、丝等仍是官府赋税征收的重要内容。合阳县的蚕桑业生产一直延续至今，如县南黑池镇西休村前几年还在大量养蚕，当地金水沟沿岸尚有成片桑林。马可•波罗关于关中东部丝织业的记述应是可信的。

《游记》中特别提到了汉中一带生姜生产的情况。在元代，汉中确是生姜的集中产地，为全国唯一需纳姜课的地区。又据《本草纲目•菜部》卷二六记载，生姜“处处有之，以汉、温、池州者为良”。方志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马可•波罗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也十分注意各地的宗教分布。《游记》中记述，当时陕西的居民主要信奉偶像（即佛教），“此外有少数突厥人，奉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张译本225页）。聂斯脱里派在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景教的遗物。唐后期动乱，该教派在中国销声匿迹。蒙古大军西征，东西方陆上交通随之发达，聂斯脱里派重新传入中国。然而有关该教派在陕西活动情况的文献材料，如凤毛麟角。《游记》中的记述，虽仅寥寥数语，亦足珍贵。以元代文献的片断记载及金石材料参证之，尚可勾划出该教在陕西活动的大致轮廓。《大元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商税地税》条载元大德四年的一道诏令，言及陕西等省的也里可温（元代对基督教的称呼。详见陈垣《也里可温教考》）及其他宗教的僧侣和教徒利用免税特权夹带商人逃漏商税之事。此外，在陕西关中一些地方尚保存着提到也里可温名称的元代碑刻。

马可•波罗以赞叹的语气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元安西王府城，“城外有王宫，即上述大汗（忽必烈）子忙哥刺之居也。宫甚壮丽，在一大平原中，周围有川湖泉水不少，高大墙垣环之，周围约五里。墙内即此王宫所在，其壮丽之甚，布置之佳，罕有与比。宫内有美丽殿屋不少，皆以金绘饰”（431页）。安西王忙哥剌《新元史》及《蒙兀儿史记》有传。元安西王宫亦见诸我国古代文献，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奉元城图》及《城南名胜古迹图》在城外东北方向俱标出“安西故宫”。《元史》卷一六二《赵炳传》载，至元九年，“授炳京兆路总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开府于秦，诏治宫室，悉听炳裁制。”《元史》卷七《世祖纪》、卷一0八《诸王表》亦提及忙哥剌受封及建造宫室事。而关于安西王宫最详细的文字资料，则无过于《游记》的这段记载了。《派记》旳记载，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在今西安城东北约三公里的秦孟街之北，东距浐河二公里处，有一古城遗址，即元安西王宫故址。当地居民称之为达王殿，又称斡尔朵。达王殿之名无疑来自古代汉族对北方游牧民族鞑靼的称呼，而斡尔朵则是蒙语宫廷之意。1957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处城址进行了勘查。其城垣周长二二八二米，平面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城中央有一颇具规模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约二至三米，台基上散布晋大量砖块和黄琉璃瓦残片，应是宫殿基址。据夏鼐先生研究，这座宫殿的形制可能象故宫的三大殿，其台基规模尚大于元大都大明殿。可以看出，《游记》的记载除个别数字有误（如城垣五哩显系五里之误）外，是相当真实的。

《游记》中还写道，安西王忙哥剌“善治其国，颇久人民爱戴”（432页）。不能认为这纯属溢美之辞，因为在我国史料中，于此也有所反映。据《元史·赵炳传》记载：“王府吏卒横暴扰民者，（炳）即建白（安西王）绳以法。王命之曰：‘后有犯者勿复启，请若门处之。’自是豪猾 戢，秦民以安，有旨以解州盐赋给王府经费，岁久积逋二十余万缗，有司追理，仅获三之一，民已不堪。炳密启王曰：‘十年之逋，责偿一日，其孰能堪！与其裒 病民，孰若惠泽加于民乎！ ’王善其言，遽命免征。 会王北伐，诏以京兆一年之赋充军资。 炳复请曰： ‘所征逋课，足佐军用 ，可贷岁赋，以苏民力。 ’令下，秦民大悦。 ”元世祖时期，为了适应统 治需要，曾大力推行所谓“汉法”，改变蒙古族以往落后的统治方式。 在这种背景下，其子忙哥剌采纳汉族士人的建议，实行一些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本无足为奇，所谓“善治其国”，无非如此而已。

文章作者 ：贾二强

文章来源：《陕西师大学报》 1986年第3期

选稿：甄艺涵

编辑：罗舒平

校对：刘言

审定：张纯瑜

责任编辑：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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