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食,是了解国家历史与城市性情的绝妙“入口”。纵观华夏五千年,宋朝饮食文化尤为突出。上城是宋韵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作为上城的一分子,“闸们”查阅各类古籍名典,推出“舌尖上的宋韵”系列专栏,带您穿越回宋朝,在宋韵里探寻美食文化。
中国人食用河豚,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山海经·北山经》中就有了“赤鲑”的记载,赤鲑即河豚。汉代名医张仲景《金匮要略》一书中也有当时人们食用河豚的记录。但似乎只有到了宋代,河豚才真正受到士人的追捧,尤其是宋代的吴地,食河豚鱼成为一种时尚。
一到春天,柳花飘坠,蒌蒿泛青,河豚逆江而上产卵,此时的河豚最为肥美,价格亦不菲。宋代名士梅尧臣《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一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食河豚鱼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作为食材界最具争议的角色,河豚集美味与危险于一身。其肉细而紧,皮下脂肪含量高,入口肥腴的感觉像昂刺鱼的鱼肚。因河豚丰腴甘美,又被人们冠以“西施乳”的别名。
自宋代始,中国饮食文化愈来愈追求精致,食谱也日益多样化。在宋代的大中城市里,食品行业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宋人食河豚成为一种时尚受到普遍追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饮食文化和烹饪技艺的发展。苏轼为画僧惠崇《春江晓景》所作的题画诗这样写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宋人孙奕撰《示儿编》,记有一则苏轼吃河豚的轶事,写得颇为生动。苏轼谪居常州时,爱吃河豚。有一士大夫家,烹制河豚有独到之处,想请大名鼎鼎的“苏学士”品评。待苏学士前来品尝,全府上下一干人等皆躲干屏风后,想听“苏学士”高论。但见苏轼只顾埋头大啖,不置褒贬,众人不免相顾失望。当此之际,只见饱嗝上涌、酒足饭饱的苏轼,忽又下箸,口中大赞:“也值得一死!”闻者无不雀跃。
苏轼不仅嗜食河豚,传说还是烹制河豚的高手。烹制河豚,蒌蒿、荻芽是必备的辅料,可增益其美味。“暮春柳花飞,此鱼大肥,江淮人以为时珍,更相赠遗,脔其肉,杂蒌蒿、荻芽,瀹而为羹”(宋·张师正《倦游杂录》)。蒌蒿、荻芽似乎还有祛毒之效,《明道杂志》中记载,烹煮“但用蒌蒿、荻芽、菘菜三物,而未尝见死者”。“杂蒌蒿、荻芽、瀹而为羹”,应为宋时通常的烹制河豚方法,此后便成了一种烹饪技艺传统,正如清人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诗云:“听说河豚新入市,蒌蒿荻笋急须拈。”
河豚味道鲜美却带有毒性,将“极美”与“极恶”融于一体,其“外美内毒”的特性在宋人眼中也别有寓意。“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在《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的最后两句中,梅尧臣将河豚的这一特性暗喻为宋代的政治文化。诗词中将河豚比作“中藏祸无涯”,隐喻那些表里不一、内心险恶的官僚形象,就像河豚,虽然味道鲜美却含有害人之心。那些不顾生命只追求美味的人,就好比争名夺利而丧失人心的官员。梅尧臣借用诗歌带出了宋时政治风云以及对于人性的拷问。
河豚并非一年四季都有,也不是想吃、敢吃的人都能吃到,于是,好竹连山觉笋香一种仿制食品应运而生。张耒在《张太史明道杂志》中提到,他吃过假河豚,味道也非常奇妙。《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中也都提到了“假河豚”“炸油河豚”,因为河豚的味道实在太鲜美,不敢吃、没有条件吃到河豚的,就吃这种素食“饮食果子”,倒也解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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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 文化站 宣晓婧
编辑 / 徐纤
校对 / 文化站 宣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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