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生祠都是因为个人崇拜吗？其实它也是对官员的道德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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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制度的好处在于，它留下了部分记载，能让我们意识到过去的复杂性，因为它并非只有一种简单的本质，而是相当灵活的。对于被生祀的人来说，生祠可以作为一种额外的殊荣以表彰其事业的成功，也可以作为一种安慰以照顾那些仕途不顺的官员，还可以作为反对世家大族、保护民众利益的荣誉徽章，也是一种在没有家族成员的地方保证继续祭祀的方式，或者作为特定政策的依据……明代社会各阶层的人利用生祠及石碑，努力塑造自己良好的形象，奉承在职官员，讨好升迁之士，美化履历档案，缅怀取悦师长，为友人提供帮助，纪念参观或捐献佛寺，为捐赠者祈祷，等等……此外，生祠意味着以儒家式纪念取代对地方神灵的崇拜，在当下的哲学论辩中表明立场，违背不称职的人制定的社区规则……”

《小天命》结尾的这段论述，展示了明代生祠的复杂历史面相。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生祠这个概念似乎无限趋于负面。

“20世纪的改革者们嘲笑生祠是腐败落后的传统，后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们也往往对此视而不见，或因其荒诞怪异而略而不谈。”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代最知名的生祠并无正当性可言，只展示了权力的暗面，那便是魏忠贤的生祠。《小天命》一书中写道，魏忠贤生祠集中出现时：

“他还在任上，而且逼迫百姓建祠，鼓励阿谀奉承，并且与远方供奉他的百姓不可能存在密切的关系。”

当时的明廷，已经到了无比黑暗的地步，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请建魏忠贤生祠的奏疏中称“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犹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

蓟州生祠建成之际，举行了迎接魏忠贤“喜容”的典礼，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与迎接皇帝别无二致。天津巡抚黄运泰为魏忠贤建生祠，迎接魏忠贤“喜容”的仪式，隆重的程度超过蓟州，时人写道“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而且，被人们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喜容”是“垂旒执笏”的帝王相。

这种个人崇拜风潮，将一个政治小丑打造成神。那些为魏忠贤建立生祠的官员难道不知道魏忠贤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当然知道，但他们选择堕落。

国子监生陆万龄甚至提出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建立魏忠贤生祠。对于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来说，这种建议不仅仅是荒谬，更是极度没有廉耻。

作为魏忠贤的对立面，东林党人也并非高洁无暇，许多史书都讲述了东林党人的不堪一面。《小天命》中也写道：

“东林党人沉迷于男子气概也是事实。他们多次引用它来反对宦官和女人的统治，要求天启皇帝像个男人。可能恰因魏忠贤身为宦官的缘故，所以对魏氏的生祀令东林党人格外不满。”

这也呈现出一个相当奇怪的明代道德困境：官员常被喻为“父母”，不过虽然宋代的“虎母”因保卫城市而得以生祀，但明代女性却要以死来赢得祠堂里的供奉。

书中写道：

“东林党人的义愤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官修《明史》对此的叙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帝制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视生祠为反常、荒谬和悖理的存在。在史籍、小说和论战文章中提到生祠时，它都象征着前所未有的腐败、专制和个人崇拜。即便是承认这一制度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存在，《明代名人传》的撰稿人提到：‘通常，在一位官员过世一段时间后，才会设立祠堂进行供奉；若是在其生前便设立生祠，要么出于真诚的感激，要么便是极度的谄媚，后者的典型例子便是魏忠贤。’”

不过，若将魏忠贤的生祠视为明代生祠的全部，就无法理解生祠的复杂。

在传统认知中，明朝封建专制高度强化，平民基本没有政治话语权，只能保持“绝对臣服”的姿态。但《小天命》一书借由对生祠理论与实践的考察，挑战了这一偏见。书中展示了在明朝专制集权的土壤中，生长着另一套政治模式：地方官受命于皇帝，并由平民决定其价值，平民借此实现政治参与，生祠正是平民获得政治话语权的工具。

书名：《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

作者：[美]施珊珊

译者：邵长财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万有引力

出版时间：2022年2月

定价：78元

与“天子受命于天”相对应，《小天命》的作者、美国学者施珊珊将这一模式称为“小天命”，其背后是政治生态、神灵信仰、儒家思想之间复杂的互动。平民以立碑立祠的传统“绑架”地方官，用“孝道”掩饰生祠中的利益交换。生祠成为利益杠杆，地方官“多施惠政”以换取晋升的政治资本，百姓立生祠换取官员为当地利益服务，抵抗朝廷的苛政。以生祠为纽带的官员—平民利益体，形成了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平衡。平民对地方官员的认可有助于提升朝廷的声誉，为反对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滥用皇权的原则立场代言。

生祠最早源于东汉，是为有德政官员生前所立的祠庙。从地点上看，从辽东半岛到贵州、云南，从甘肃到广东最南端的雷州半岛，生祠都屡有出现。到了唐代，史书上关于生祠的记载渐多。当时对官员的生祠有严格限制，若有私造，会遭处分。但是到了明朝，生祠泛滥，甚至“无官不立生祠”。

生祠的存在自有其需求所在，正如《小天命》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它引发了人们对当时宗教观念的思考，并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统治者和官员应该关心民众的生活，使其安居乐业，而臣民亦当对此种关怀予以回报。

更重要的是：

“明代的生祠为平民主义者的“公论”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焦点。公论十分重要：正如一位明代作者所解释的，就像一个人依靠‘气’来维持健康一样，这是一个王朝国家的原始生命力，使之延续了240余年。”

在这种状态下，生祠有着一种价值取向的功能。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长垣县令高知止贪污受贿，却想要通过树碑来为自己歌功颂德。不过据说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初，高氏的颂德碑碑首无故摇晃了一月之久。此外，附近的农民发现了斗大的一个蛋。后来，石碑和大蛋都被沉入黄河，人们唱道：“碑摇头，鳖下蛋。”此后不久，高知止、碑文撰者和书丹者，都被判处了苦役和流放。显然，在当地人看来，高就是一个混蛋（鳖下蛋），他与其他腐败分子勾结起来美化自己。石碑与龟趺都不喜欢他撒谎，天地对此亦有明鉴。

这个故事当然有神话和附会成分，但表达了民众的朴素认知。也就是说，尽管生祠可以在权力支配下建起来，但明代民众已经有了怀疑的意识。所以：

“生祠——它们是如此普遍以至于难以计数——允许地方社会对朝廷官员加以评判。而这些官员是由天子委任，经朝廷考诠，在各个地方职位上进行调动的。生祠的建立无需官方的允准，而筹建者也会忽略不准为在位者建立生祠的禁令，碑记则往往会对此做出解释。理论上，生祠的正当性和长久性仅仅取决于当地的民众。而地方也会利用它向当时或未来的官员施加压力，告诉他们什么样的政策才能赢得当地百姓的认可和遵奉。他们还加入了情感的因素，以唤醒地方官员的儒者良知，希望促使他们置地方利益于朝廷之上。”

正如施珊珊所写，平民立碑立祠的传统，实则也是对地方官的一种约束。可以说，生祠是一个益杠杆，地方官“多施惠政”以换取晋升的政治资本，百姓立生祠换取官员为当地利益服务，抵抗朝廷的苛政。

这种做法既有主动意识，也有无奈的一面。民众利用生祠发声，本身就是时代所造成的的，也是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念所造成的。

至于生祠为何在明代泛滥，原因则是因为传统的固化，尤其是儒本位的固化。或者说，民众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撼动儒本位下的忠孝约束，对官员提出自己的诉求。

图源 |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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