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计稳增长｜对话贺铿：反对盲目的基建投资，资金使用要逐渐转向民生

【编者按】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间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还需各方付出艰苦努力。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实现？稳经济有哪些“底牌”？促就业还有哪些新招？政策合力应向何处使？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十位经济学家，推出系列专题《问计稳增长》。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经济的形势？宏观杠杆率抬升是否会带来金融风险？“三重压力”与汇率波动又会给下半年我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7月1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专访。他预测下半年经济增速或可能达到6%，全年经济增速或在4%左右。贺铿认为，长期来看一定要降低宏观杠杆率，但当前去杠杆的时机并不合适，债务积压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但得益于我国有效的调控执行和风险化解，并不一定会出现大的金融风险，但对于加杠杆要保持慎重。贺铿还特别指出，要反对盲目和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要根据发展水平和财政情况而定。下阶段的工作重点应是在稳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对消费的刺激，可考虑加大乡村振兴的力度，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从消费端打通经济循环。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摄

以下为澎湃新闻与贺铿的采访实录（略经编辑）：
下半年争取5%-6%增速有把握，当前不是去杠杆的好时机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当前和下阶段的经济形势？年初制定的经济增速目标如何实现？
贺铿：对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我们应该多从政策上找原因。当然，客观上肯定是受到了疫情反复的冲击，但疫情反复情况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能够不至于影响得如此厉害？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每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分配是比较均衡的，从当前情况看，全年5.5%的目标应该是难以达到了。现在我们的经济也隐藏着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债务积压太多，这就要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必须有效发力，支持经济更快地增长。
对下半年的预测要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比较顺利、不出现特别大冲击的前提来判断。即使出现疫情，我们如果防疫得当的话，下半年争取5%-6%的增长速度应该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测算过我国今年的潜在增长率大概是6%，我们下半年要争取一个接近潜在增长率的增长，应该说是有可能的。如果要达到6%这个比较理想的增速，那么全年的经济增速大概会是4%左右。但如果下半年没有实现6%，那么全年增速可能就要低于4%了。
澎湃新闻：您刚刚谈到当前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些隐性问题，像债务积压等等，您怎么看当前我国的债务风险？
贺铿：我觉得当前我国面临的债务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金融风险也是，但却不一定会真正出现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调控执行还是比较有效的。即使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处理还是比较迅速、得当的。比如类似于恒大事件那种问题，如果在其他国家，肯定是要酿成一场灾难的。但是在我国有效的调控之下，问题不仅没有迅速扩张，还基本稳定下来了。
所以说，尽管债务风险很大，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也很大，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不是一定会出现金融风险呢？我并不那么悲观。
澎湃新闻：一季度我国的宏观杠杆率达到了277.1%，央行近期也表示，宏观杠杆率还会出现阶段性上升。您觉得下阶段要不要加强力度去杠杆？
贺铿：目前可能不是去杠杆的好时机，收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我觉得并不合适。
因为当前我们经济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虽然5月份、6月份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但这个复苏不见得是稳定的，我觉得基础并不是很牢固，还有待进一步恢复。
所以，当前还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对经济给予一定规模的支持。尽管因为债务的拖累，当前政策对经济的支持规模、扩大规模空间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但在一定规模下进行资金使用的结构性调整，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到适当的时候，杠杆率还是要去的，不能长时间加杠杆。当前有些同志在建议加大投资，加杠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要慎重。
澎湃新闻：我们是否应该设置杠杆率的红线？这个红线应该设多高？
贺铿：红线是相对的。如果按照常规的经济学理论来看，我们无论是宏观杠杆率还是结构性杠杆率，可能都已经处在“红线”以上了，但我们的机制体制有优越性，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能及时有效地控制和解决。
我觉得不好去明确定义这个红线，并不能说我们当前没有出现问题就是没到红线，出了问题才是触碰了红线。我认为，红线是相对的，和具体的条件直接相关，与我们的经济基础，各方面负债的承受能力，后续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等都有关系。
反对进行盲目的基建投资
澎湃新闻：上半年在疫情的冲击下“三重压力”远超了预期。如果下半年疫情防控得当，您怎么看“三重压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贺铿：三重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三重压力当中，我认为是要分清主次的，而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是需求收缩。
对于供给冲击，确实会面临一定的问题，比如一些重要零配件的供应链可能会面临中断，汽车和手机的芯片现在明显也不够用，而这些我们短时间内也生产不出来，这些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与需求收缩相比，供给冲击对经济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我们看到3、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得很厉害，这是超乎我的意料的。当前需求端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居民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失业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这并不是全面的失业率，实际的失业率还是要高一些。当前我国有2亿多农民工，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都没能重返工作岗位。所以，失业对于居民群体的收入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当前需求端的主要矛盾。
至于投资，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公共投资，需要根据我们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的情况而定，要超前但也不能太超前。第二个方面是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这个主要是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与出口规模都直接相关，只有需求规模上去了，我们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才应该上去。
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就容易出现无谓的投资、难以收回成本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当前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的统计有多个口径，我看到有人讲总数值加起来可能有12万亿，这个数字太可怕了，这样搞下去可能会有很大危险。
比如很多国家都很羡慕中国高铁发展得很快，但当前我们的高铁除了一两条线是盈利的，其余都是亏本的，除了维持运营，每年还要还很多借贷利息，这些都需要财政补贴。
对于盲目的基建投资，我一向是反对的，这会把我们的经济搞得更烂，而不是更好。
澎湃新闻：在经济学理论中，很多人愿意用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关系：通货膨胀率高时，则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则失业率高。您认为我们如何能做到在保持低通胀的情况下解决失业问题呢？
贺铿：当前我们的CPI增速很低，并不是因为政策措施把它控制住了，主要问题是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以来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经济增长快于收入增长，导致了消费需求的萎缩。如果我们的收入增长是正常的，消费水平也是正常的，那才会有菲利普斯曲线。
当前，我们不能用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来套现实，这也是有些同志会提出不切实际意见的根本原因，我们要对中国现实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下半年出口需求有一定保障
澎湃新闻：当前全球通胀高企，很多国家陷入“滞胀”，出口还能有效支持中国经济吗？您怎么看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贺铿：出口需求应该说是有一定保障的，尽管因为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很多国家跟我国的关系也比较紧张，但他们需要我们的产品，而且是刚需，这关乎到他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我认为这个需求是不容易下降的。同时，我们对外的进口也基本上都是刚需，也都是我们一直不好生产的产品。
所以，未来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应该会进入到相对稳定的阶段，而我们与其他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应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对于下半年外贸的稳定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澎湃新闻：今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波动比较厉害，这对我国的出口是否也会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呢？
贺铿：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与去年12月份的平均汇率相比，下跌了6%左右，这个跌幅并不小。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反映了我们经济基本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我认为继续跌得很大、跌得很快的可能性不会很大。我们有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我们的经济体量也是很大的，论经济韧性其他国家比不过我们，如果有人想炒作人民币汇率，他是炒不动的。
当然，汇率下跌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好处，比如会降低出口成本，对于出口是有利的，可以看到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增长了13.2%。但是我们的进口增长只有4.8%，这一方面说明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促进，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的内需不足，进口较少。
澎湃新闻：对于当前和接下来重振经济，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贺铿：最重要的就是要稳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此基础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规模都不要再盲目扩大了，应该在资金使用方向上认真地做调节，把使用方向从投资逐渐的转向民生。
我认为当前对于乡村振兴应该多进行一些投入，要解决好2亿多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提高他们的收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只要消费需求上去了，我们整个经济就能循环起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加强。所以我希望下半年政策在这个方面多下功夫。
当前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但我还是觉得应该直接针对需求收缩这个主要矛盾进行发力。应该在财政、金融的能力范围内，在解决需求不足方面多做文章，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够健康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