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人们的消费现象是什么？

过去的主流认为，传统中国民众普遍太穷，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如何可能扩大消费？也不可能存在西方的“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晚明一位外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认为中国人没有“睡衣”，未利用鹅毛填做“枕头”，连“舒适”都难以重视，更不用说“品味”乃至“时尚”了！

时隔一个多世纪，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却说：“16世纪世界经济的中心还不在欧洲……与其说中国经济正在大西洋的浪潮前走向衰落，我们更应该将大西洋的浪潮，看作是正在由中国这个月亮牵引着。如果说欧洲人正努力在世界经济中为他们自己构建一个地盘的话，那么，这个地盘就是通向中国的。”这反映出对明清消费的不同理解。

对晚明物质文化的研究以刘志琴和徐泓先生为先锋。刘志琴概括了风尚变迁的过程，大概经历了从商品经济的发展、普遍的越礼逾制、消费生活更新到人情风貌的改变这四个过程。她既关注消费生活，也关注生产的变化，并将礼制与风尚联系起来，并在文章中指出：“衣食住行的消费方式是社会风俗的物质内容。

社会风尚的变迁往往首先在消费用品上得到表现，礼制正是通过限定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从而制约风尚……士大夫的素质正在发生变化，市井之民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这种变化是将要萌生新生力量的前兆，经济、文化、政治正在积蓄前所未有的变动。”

徐泓则以江、浙地区为例来探究明末社会风气的变迁问题。他指出：“明代后期社会风气起了相当大的变化，俭朴守礼的风气逐渐为奢靡僭越的风气所代替。”这类研究注重从整体的社会风气变迁来看晚明的消费文化对当时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呈现了当时繁荣的消费市场和丰富的社会变迁。

就饮食而言，季羡林的《白糖问题》开风气之先。季先生通过考察白糖在印度和中国的历史，认为糖的颜色在其产生根源与外来影响上有重要的关系。而中国明代炼制白砂糖的技术除了内部实践的结果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来的影响。通过对比欧洲与中、印白糖的熬制过程，在15至16世纪，就精炼白砂糖的技术而言，中国居于领先的地位，甚至存在将白砂糖输出国外的情况。

以日用奢侈品的茶、糖为例进行中、印、欧三方比较，结果显示：在15至18世纪的欧洲，糖和茶这种还不算普及的大众消费，直到1850年以后才真正普及，而同时期的中国在糖和茶的消费量与普及程度要高于欧洲。中西学者对白糖问题的讨论表明，晚明时期中国的消费并非处于匮乏状态，甚至较之欧洲等国家而言，经济态势十分繁荣。

此外，对饮食的讨论还有从食物的种类、数量，饮食的形式，食谱的种类和变化等方面来探讨物质消费问题。巫仁恕的《明清饮食文化中的感官演化与品味塑造——以饮膳书籍与食谱为中心的探讨》一文可作为参考，他还在《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一书的第六章中对士大夫的饮食文化进行了细致分析。

明清食桌上肉品种类丰富，还有一些稀有食材，如鱼翅与燕窝，同时食物的数量也增多了。在食材之外，更加重视烹饪的方法，讲究饮食器皿，存在优伶演戏和助筵的情形，宴客花费较之前也更高，这都从侧面反映了发达的物质消费文化。该书还对乘轿、服饰、旅游、家具消费方面做了全面的考察，内容丰富，论证翔实。

此外，从服饰方式的变化也能看出晚明的消费状态。在《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一文中对消费现象的研究更加深入一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服饰方面的消费和模仿，下层妇女开始模仿上层贵妇的服饰和装扮，这引发了上流社会的危机感。同时一些奇装异服也作为时尚潮流开始出现，“服妖论”便是认为身着怪异服饰，会引发天下大变。其实质是借此回归到原有的等级秩序中去，服饰的普及和流行正打破了这种等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