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市盐保中心开展盐湖水系调研第276天——“走进盐池禁墙”

盐池禁墙（以下简称禁墙）是古代保护国有资源的一种创造，也是建筑史上一道别致的风景，它在国内外盐湖中是绝无仅有的史诗级工程。

在中心副主任关妍和办公室主任吕国玉的带领下，调研组利用两天时间，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寻觅现存禁墙的影子，试图勾勒出它的大体框架。

南禁墙

我们看到的，有断断续续的残垣，有掩映在杂草中相对完好的遗迹。这个令世人瞩目的浩大工程，在新时代里依然绵延着它的生命。调研期间，我们回望、仰视、梳理它曾经的辉煌，期望能为它的现在或者未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南禁墙——图片出自清道光三十年（1850）山西河东盐池图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北禁墙——图片出自清道光三十年（1850）山西河东盐池图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禁墙，古籍称作禁垣——“环池四面，周围以墙，名曰禁垣。”而垣的本义就是墙。环池一百二十里筑有禁垣，是运城盐池一大特色。

“禁城谁禁城犹在，忆苦兼堪御北风”。1965年11月29日，郭沫若先生视察当时的运城盐化局时曾题写了一首律诗，诗中提到的“禁城”，就是我们所说的禁垣，也就是禁墙。

禁墙的作用有三，第一个作用是防止盗盐走私，保证国家税收。特别是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产量高达140万引，计28000万斤，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史上最高产量。

禁墙的第二个作用是抵御自然灾害，防止客水犯池，保证盐业正常生产。在抵御诸多洪水中，特别值得称道的一次是在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禁墙当时不仅有效应对了洪水侵袭，还使当年的池盐产量达到一个新水平。

禁墙的第三个作用是控制盐工的人身自由，防止外逃。在过去的盐池生产中，盐工是为统治阶级当牛做马的奴役，在不堪忍受其苦时便纷纷外逃。禁墙建成后，百里盐池成了一座“四堵墙”的“监狱”，起到了禁锢盐工的作用。

事实上，为了保护盐池，早在唐代，环池一周就建有“壕篱”，宋代在此基础上又筑起“拦马短墙”（也作护马短墙）。到了明代，规模浩大的禁墙才闪亮登场。

所谓壕篱，通俗来讲，就是在盐池周围挖掘壕沟，并在沟沿密结篱笆，以防私盐运出。唐代司空舆曾说:“壕篱者，盐池之堤禁。”此即禁垣（之意，也是禁墙的）之原始形式（雏形）。

宋初，工匠们又濒临盐池设立了“拦马短墙”。顾名思义，所谓“拦马短墙”，就是能拦住马的短墙——“在交通要津筑高墙，马跨不过”。

“围立环合，宽广规池，而有加分东、西二门，以便出入。”史料中的记载说明，在“拦马短墙”的时代，已经设立有两个用来通行的门，它们应该是东禁门和西禁门的前身，整个盐池的财物均由这两个门通过。

禁墙在明代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修建，一次是在明代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一次是在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这两个大工程使得禁墙臻于完备。

第一次大规模的修建与巡盐御史王臣有关。他当时奏明圣上，大致意思是说盐池的“拦马短墙”不够密实，有偷盗走私的隐患。于是，当时的明宪宗下令在原“拦马短墙”地址处筑设一周禁垣，并关闭东、西禁门，新开中禁门作为出入总道。

城内设置60铺（图片出自1915年河东盐池全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第二次大规模的修建与巡盐御史熊兰有关。因为当时的禁墙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损坏和塌陷，他费时半年，把禁墙加厚至一丈五尺，加高至二丈一尺，并在东西禁门内各建一座“瓮城”，城上建楼，城内设置60铺，分遣重兵把守。

禁墙外的马道

禁墙外的隍堑

禁墙外的三十里铺——图片出自清道光三十年（1850）山西河东盐池图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禁墙外的八里铺——图片出自清道光三十年（1850）山西河东盐池图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高低随乎地势，东西南北不一。这两句话是对当时禁墙样貌的概述。围绕禁墙内外，还有独特的布局——禁垣之外设有马道，以便往来；马道之外挖有一丈深、一丈宽的隍堑，以蓄野水，它相当于护城河；禁垣内外又置铺舍，供巡逻的兵丁居住。

之后，禁墙陆续增修完善。到了明代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另一位巡盐御史吴珍请求仍开东、西二门，这样禁墙就有了三个禁门。史料中的有关记载是“明御史吴珍，成化二十一年任。奏添中场，复开盐池东、西二门”。

禁门都是夯土构筑、外加砖护的门洞式建筑。

中禁门在现在的河东池盐博物馆位置，与运城南门相对，门楼上曾嵌饰有清同治皇帝手书的“三不”碑，上面写着盐工“不当兵、不纳粮、死后不买棺材”的碑文；

东禁门距安邑五里，在现在的安邑办事处向阳村；

西禁门距解州十里，在现在的解州办事处十里铺村。

而我们从禁门的匾名（自东向西分别是育宝、祐宝、成宝）中能够感受到，古人对于盐池倍加呵护、视若珍宝的爱惜之情。

此时的禁墙，已经具备了极强的防御功能，5道关卡，步步设防。

城外的护城河（壕堑）是第一道防线，河上设有吊桥，是进出盐池的唯一通道；

第二道防线是护城马道，昼夜有兵卒巡逻把守；

第三道防线是城楼上边的谯楼，用来打更和报警；

第四道防线是城门；

第五道防线是禁墙内的瓮城，若有偷私盐者或盐工出逃，可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能够看出来，盐池古禁墙的防务体系完备，建筑雄伟坚固，布局合理，结构严密，形成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关垣纵横之势。它从唐代草创，宋代断建，明代筑成，清世续修，前后历经一千多年，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终使运城盐池“周围以墙，屹然如城”，成了绝无仅有的盐业城堡，堪称盐池的“古长城”，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产盐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

解州镇十里铺村南侧的禁墙遗迹

调研中，我们在解州镇十里铺村南侧找到了残存的禁墙遗迹。从方位上来看，这里属北禁墙西段。眼前的禁墙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高大壮阔，经过岁月风霜的侵袭，它只留下斑驳的一截儿，被丛生的杂草包围。

左侧为马道右侧为隍堑

同行的文化专家指着前方说，那里就是马道，马道旁就是隍堑。此时此刻，马道上栽有树木，隍堑也已被垫平。站在禁墙一侧，大家仿佛瞬间穿越历史，脑海里浮现出巡视官员骑着高头大马在马道上行进的画面。

从调研的总体情况看，北禁墙因为靠近城区，损毁相对比较严重，只有偏东和偏西段尚有迹可寻，庙村盐池东便门处和解州十里铺村附近的禁墙遗迹尤为明显。

银湖东街路边矗立的“盐池禁墙”石碑

银湖东街路边矗立着一块“盐池禁墙”石碑，上面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个字，公布时间是2013年5月3日。一番寻觅，我们只找到几处断断续续的禁墙遗迹。它们没有历史上记载的那样高、那样宽，现在看起来就是一截不起眼的土墙静静地呆在一旁。如果没有向导的提示，你不会认为这样的土墙就是曾经拥有无限辉煌的盐池禁墙。

南禁墙在经年累月之后，体量已大幅缩减，但因为周边农田较多，人为干扰较少，所以保存还算完好，虽被大量酸枣树围拢，但总体上还保持了连绵不绝的气势。只是后来修建的解杨路，在扆家庄附近有一截儿穿禁墙而过。

在运解路南段、北门滩向盐池的进水口位置，我们站在高处，远远看到被断开的西禁墙，它同样也是掩映在杂树野草之中。至于东禁墙，已经在原址上整修一新，会让人眼前一亮。

禁墙现状令人唏嘘，但在历史过往，它却备受呵护，光彩照人。

明清以后，朝廷每年专门从国库拨付“专款”并且征集民夫，对禁墙进行“岁修”，也就相当于日常维护工作。

历代朝廷之所以不惜工本建造禁墙，当然是因为解盐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保护。同时也因为盐池面积较为集中，有实施这一工程的可能性。

事实证明，禁墙的修建确实对盐池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它有效防止了外水进入、盗盐走私，方便了统治者对盐工的控制和管理，保障了税收，增加了国库收入。

以明朝为例，禁墙没有完全建好之前，盗盐走私活动极为猖獗，解盐上交国库的税银数量一直在淮盐和浙盐之下；而禁墙筑起之后，“盐大熟，盗不得私窃，解州之利渐出两浙、两淮上矣”。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禁墙是凝固的艺术，彰显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它从兴盛到衰败的过程，是运城盐池特有的文化现象。如今，从断瓦颓垣的古禁垣上，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池盐文化的博大精深。

“运城盐化局资源亟待保护”刊登于1980年—《人民日报》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保护禁墙的记载，恍如昨日。

1980年，《人民日报》曾以“运城盐化局资源亟待保护”为题发出“救救古禁垣”的强烈呼声。1982年7月，时任山西省省长罗贵波到运城视察，看到古禁垣被毁之惨状。尔后，省人民政府果断作出决定：先拨款200万元，修复池南禁垣，然后全面修复。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启动了一系列关于禁墙遗迹的修复、建设工程。时至今日，复建的中禁门、东禁门已经带着恢弘气势从历史中穿越而来，西禁门遗址也进行了稳妥修缮。

按照规划，以东禁门遗址为中心的文化产业苑、以中禁门和池神庙为依托的“古中国”文化博物馆、以西禁门遗址为核心的森林生态公园，是打造以盐文化为核心的龙头景区和文化产业长廊的重要文化支撑。

结束调研，我们不由在思考：“退盐还湖”之后，这个昔日的“盐业城堡”所留下来的遗迹是否有复建的必要性？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针对禁墙的保护该怎样进行、相关单位的保护责任是否能够厘清？禁墙在新时代里该以怎样的面貌实现涅槃重生？

这些，都是需要更多专家思考、研判和确认的。

同行的盐文化专家认为，如果要恢复、保护禁墙遗迹，南禁墙具有可操作性。因为相对来讲，南段居民较少，只涉及两个小村庄。而且，南禁墙保存得算是最好。

千年禁垣，风骨犹存。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守护盐池的一道重要防线，禁墙无论是过往还是今昔，其防洪功能从来未曾改变。

此时此刻，我们无比期待未来禁墙的模样，希望它依然是灯火阑珊处璀璨夺目的那一个！

张桐 张桐 薛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