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场改革奠定了雅典与斯巴达不同结局——古希腊简史3

希腊城邦

古希腊城邦制度是在特定环境（参考五分钟看懂西方工商业文明的起源！——古希腊简史）下诞生的早期国家形式，保持一种“小国寡民”的状态（道家直呼内行）

古希腊城邦

包括三种因素：

城市（城邦城邦就是以城市为中心）统治政权（有些城邦的是贵族，有些城邦的是平民，但都是公民）公民集体（公民不包括外邦人与奴隶，因此城邦民主只是部分人的民主）并且具有三个特点：

自治（一城邦就是一个小国）自足（通过工商业贸易达到自给自足）自由（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基石）而正是这样的城邦制度，诞生了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著名城邦，像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米利都......

希腊城邦

而作为古希腊民主政治两极的雅典与斯巴达，它们之间异同竟最早来自公元前9世纪与公元前6世纪的改革

斯巴达来库古改革（BC830）

来库古

来库古改革发生在斯巴达建国之初，主要内容有：

组成新的部落与选区（进入民主政治）由28位60岁以上老人（后来演变为贵族）加2位国王（斯巴达实行双王制，即一位国王领兵外出打仗，另一位国王就管理城邦）组成30人元老院设立五名监察官，监督公民遵纪守法（相当于今天的法官、检察官加执法人员）重新分配土地（打土豪分田地）打击工商业（嗯？古希腊不是工商业文明吗，你打击工商业？导致斯巴达成为了商业文明最落后的城邦）实行公共会餐制度（借大家一起吃饭的名义进行民主投票表决大事情，跟中国酒桌上谈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妙）来库古改革使得斯巴达：

由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由王政变为贵族制度为政治稳定奠基为军事强大做准备从而奠定了斯巴达城邦的发展基调：奴隶制军国主义国家

雅典梭伦改革（BC594）

梭伦

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主持的民主改革：

“解负令”，解除债务（欠的钱不用还了？）和因负债遭受的奴役（成功赎回自由身）限田措施，规定个人占有土地最高份额，防止土地过分集中（今天的限房措施可以借鉴）按财产多少划分公民等级，不同等级有不同的义务与权利（不愧是工商业起家的城邦，这很资本主义）设立400人议事会（主要国家行政机关）和陪审法庭（最高司法权）梭伦的改革在雅典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打破贵族对政权的垄断，重新分配国家权力提高了平民的政治地位，使平民能够参与国家重大决策为雅典经济繁荣创造条件因此，奠定了雅典的发展基调：奴隶制工商业文明国家

异同

雅典与斯巴达都是古希腊城邦，拥有类似的环境，但是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斯巴达尚武，并且整个国家机器就是一个大兵工厂（斯巴达男子公民生下来就为战争做准备，不合格就会被淘汰），而与之匹配的是它的奴隶制，社会主要生产资料全是奴隶创造的（所以打击工商业，难道让奴隶出去做生意？他卷钱跑了怎么办？还是让奴隶老老实实的困在田里给我种庄稼吧），而斯巴达人则是训练和打仗（几乎不干活）

尚武的斯巴达

雅典尚文，并且日后进入雅典古典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这些人是雅典古典文化的代表），与之匹配的是它的工商业，雅典也是奴隶制，奴隶也作为雅典城邦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者，但是雅典人靠的更多的是海外贸易，以贸易、殖民活动所带来的利益繁荣经济。

著名油画《雅典学院》里的雅典思想家

于是，斯巴达人经济一般（仅能果腹），军事实力极强（威震伯罗奔尼撒半岛），靠军事征服掠夺财富、奴隶、土地，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于是，雅典人经济繁荣，军事实力一般，靠财富来武装自己的国家（雅典建立的海军称雄海上）

配套的才是最好的

雅典、斯巴达城邦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配套

斯巴达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崇尚武力（或者说来库古改革之后强调武力），由其贵族政治所决定（贵族统治希望个人财富最大化，而战争是最快速增长财富的方法），同时受到经济的制约（斯巴达土地产量足以使他们衣食不愁，所以即使斯巴达人完全脱离劳动只让奴隶生产也足够发展，所以靠战争掠夺大量奴隶）

斯巴达

雅典也因其历史文化，而早早建立民主政治，因为雅典梭伦改革后平民都可以参政议政，于是发展工商业（所有人都平等参政，保证了经商的公平环境，不会发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情况）同时雅典的人口与耕地不匹配，即使雅典人全去干农活可能也不够养活全城人，于是寻求其他方式（海外殖民与贸易）

雅典

同为古希腊城邦的雅典与斯巴达，因为与各自情况配套，发展出了几乎截然不同的模式（雅典的文化，斯巴达的军事），因此任何发展模式甚至政体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配套与否（比如曾经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到如今各自发展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就是因为要与本国状况想匹配，发展好的那就是匹配度高的）

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

所以很多人爱假设，假如中国古代不是君主专制而是民主政治会怎样，或者古希腊文化要是采用君主专制会发生什么？

对此的回答是：不可能！

首先，历史研究不容假设（就跟问“我和你母亲掉水里你先救谁”一样，不能这么假设），研究历史只探讨已经确凿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当然咱只是作为爱好者的角度，那就不妨来说说看）

其次，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不可能发展出民主政体（因为如果是民主政体古代中国不可能延续这么久）

所以雅典与斯巴达的不同看似偶然，实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简单理解就是，如果雅典不这么发展它就早亡国了，我们今天也不会知道它）

所以来库古改革也好，梭伦改革也罢，本质都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因此伟大的改革都是顺应时代的。

不知道诸位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