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不愿废弃汉字？

我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

在安倍晋三遭遇枪击的现场，日本人搭了个小篷子，用以民众祭奠。

虽说上面写的是“献花台”，但除了花，桌子上还摆着琳琅满目的饮料和矿泉水，搞得跟个路边卖水小摊似的。

更何况，安倍晋三生前患有严重的肠胃系统疾病，是不可以随便喝饮料的。

难道....这是因为日本水果太贵，只能用饮料代替祭品了？

不过，在评论里，竟然出现了一个让我感觉很意外的“见解”——照片里“鲜花台”三个字怎么是中文汉字，这明摆着是让咱们中国人去祭奠啊...日本人的心机太深了。

显然，这位大哥，确实是“过度解读”了。可能他以为，日文都是下面这样的。

实际上，日语，它本身由三部分组成——汉字和假名，以及罗马音（标注假名发音和方便国际交往，用于商标、人名、国际范围内使用的词汇等等。比如，TOYOTA）。

而且，如果你再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越早的日语，汉字占比越高；另外，现代工业产品，比如，化妆品、医药或者电器的说明书中，汉字占比很少，假名都是主角。

即便如此，当今的日本中上层人士，汉字仍旧写得普遍不错，日常似乎也比较爱用汉字（这跟民族感情没关系，就是阶级习惯而已）。

这方面，跟彻底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韩国、越南相比，日本人搞得，很具“日本特色”。

一般情形下，咱们中国人只看日语书写的话，很多时候能猜对个六七成的意思，同理，日本人认汉字也差不多。

比如，我曾经教过的日本学生，在几乎不怎么会说中文的情形下，可以在北京独自坐地铁，凭着认真仔细地参考沿途指示牌的汉字，换乘、出站进站什么的，基本没太走过弯路。

当然，日本的地铁站牌，咱们中国人同样也能看个差不多。

要说汉字在日本的使用，粗略一捋也有千余年的历史了。

早在公元4-6世纪，中国的汉字随着佛教典籍的流行，就从朝鲜半岛传入了日本。这时候，日本上层开始普遍信仰佛教。

渐渐地，日本民间为了追求这种“高贵的精神生活模式”，也非常崇尚佛教和儒学的那一套。

很明显，无论是佛经诵词，还是儒家经典，它们都是用汉字书写的，进而，日本人对汉字的崇拜风潮也自上而下地普及开来，纷纷自觉的学习使用起了汉字。

特别是进入公元7世纪后，大量的遣唐使和“留学僧”带来的先进文化、生活方式和礼仪制度，让日本人对汉字的掌握程度有了明显进步，汉字成了当年日本唯一的书写文字。

不过，对于日本人而言，汉字读音和表意功能是分离的，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困扰。

为了帮助表音表意，公元9世纪，平假名和片假名先后产生。

平假名模仿了汉字草书的形态，功能类似于咱们的汉语拼音；片假名则是源于汉字偏旁部首，用以给外来词汇作标注。

跟日本的假名功能差不多的，是古代越南人用的喃字——它的大部分由两个汉字或者汉字的偏旁组成，一半表音，一半表意。

虽然假名也能作为书面用语进行写作，但这时日本上流社会的男性群体，却都非常不屑于用平假名。以至于在那段岁月中，汉字成了日本中上层社会的一种身份和性别的特权象征。

比如，《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连她这类的日本贵族女性都不敢随便用汉字。

紫式部的出身可不是不低，后来受召入宫当了宫廷女官里面的小组长，侍奉过一条天皇的中宫藤原彰子。

但因其性别的缘故，紫式部创作时只能用较汉字次一级的文字——当时被称作女文字或“女手”的平假名。

所以，她那部号称“日本版红楼梦”的巨著——《源氏物语》，通篇也都是用平假名写成的。

据说，可能也因为《源氏物语》的巨大魅力，让日本男性逐渐放下了身段，开始接受和使用假名。

然而，整个古代日本，相比汉字，假名仍旧不怎么被待见，日本人开始大量用假名来书写文字，主要来自于近现代两次“去汉字化”改革。

第一次，是19世纪中后期的明治维新期间。

直到19世纪末，在明治维新的“脱亚入欧”、“文明开化”的改革中，日本在大举引进西学的同时，将汉字也视为了落后元素——你看用汉字的大清国，多么的拉跨。

此外，日本人说日语、用汉字，导致口语和书写分离，而且汉字笔画还非常繁杂，学起来很费劲，确实不利于全国范围的脱盲运动。

最终，日本政府采用了福泽渝吉提出的“减少汉字使用”的方案。力求将汉字使用个数限制在3000个以内。

在日本，福泽谕吉被尊为启蒙思想家，头像印在了一万日元上。他除了主张削减汉字数量外，还强行改变了日本人“过年”习惯——把日本人延续了千年的过中国农历新年的民俗，改成了过西洋人的“元旦”。

有意思的是，福泽谕吉本人，却是位汉学家，曾经把纯汉字的《左传》原版通读了11遍。

这时，仍旧有很多日本人表示不服。

他们非常激进的主张完全废除汉字，用拼音的形式将日语书写“拉丁化”。

其实，这也属于20世纪初东亚文化圈的一大“潮流”，除了日本，韩国、越南和咱们中国，都有很多学者推崇非汉字，全盘“拉丁化”的做法。

比如，咱们中国近代著名学者钱玄同，就曾振臂高呼——要废掉封建的孔儒学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废除汉字——这是让全中国数亿文盲掌握知识和科学的最直接途径，因为书写汉字太复杂，只有普及ABC这样的拼音文字，科学才更容易传播。汉字就是阻碍中国发展的拦路虎。

甚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在苏联的掺和下，中国文化界还真的出现过一些推广拉丁字母的“新文字”课本。

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中华新文字”运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用汉字，咱们照样出色地完成了扫盲目标。

而更早就曾吵吵着要书写“拉丁化”的日本人，也同样没能下得了这个决心。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即便假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但汉字的正统地位依然根深蒂固。在日本“文化人”中，汉学功底仍旧被作为评价一个人修养和社会地位的标准，长期受到中上层阶级的追捧。

甚至，到了侵华战争时代，日本法西斯政府竟然又开始提倡大量使用汉字——力图把汉字的推广和运用也认作所谓的“亚洲人解放亚洲”、“大东亚共荣”的重要标识。

这就导致，战后，在美国对日本的改造中，限制汉字的使用也被当成了“去军国主义化”的一部分。

甚至一度，美方曾经粗暴的建议，日本应该废掉带汉字，直接采用西方拉丁文拼写一套新文字。

到了1946年11月，日本政府在美国方面的“指导”下，颁布了收录1850个字的《当用汉字表》，用以限制汉字使用。

就这样，日本的汉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低。

比如，日语中洗衣服本历来都写作“洗濯”（读音与汉字读音相近），但又并行另一种“新式说法”——クリーニング(就是日式英语的cleaning）。

此时的日本人，总觉得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月亮，那是最圆的。

然而，时间一长，限制汉字的使用对社会和文化传承的巨大负面影响也随之体现了出来——纯日语假名表示的同音字太多了，导致了诸多不便，和表意的混乱，也让文字失去了美感和韵味。

1981年，日本文部省从实际需求出发，将《当用汉字表》改为《常用汉字表》，并增到1945个字，并解释称"我国长期使用的汉字假名混合文体，是对日本社会文化最有效、最适合的表记文字，今后也有必要不断充实”。到了2010年，《常用汉字表》再次改版，又大幅增加196个字。

即便如此，因为早前废弃得太猛，以至于日语里还产生了一个概念叫做“死语”——原本的词语现在已经有“西洋味”的东西将其替代了，那这个词就变成了“死语”。

因为“死语”的大量出现，别说中日间的文字交流，就算是日本的老年人和中青年们之间，都产生了一些障碍。

另外，像开头说的那样，对于一些现代概念和工业、科学相关词汇，日语中基本都是用假名来表述的，通常为英语转写后再取前两个音节组成新词，发音就是那种浓郁的“日式英语”的调调。

以至于有人戏称——日语学多了，可能会重创英语水平！

目前看，21世纪的日本人对汉字的认识，又重归于了理性，跟一千多年前差不多，他们看一个人的文化教养，认识多少汉字依旧被当成一个重要指标，对汉字的掌握程度，书法水平，仍然是身份、文化的象征。

特别是日本一年一度的“汉检”(汉字水平测试)，已经成了规模超过高考的全国性考试。

此外，还有日本每年都要举国隆重评选出一个“年度汉字”传统，也体现了汉字在日本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更何况，日本人最基本的姓氏，大多都是需要用汉字的。

当然，有时候，为了方便，也会写成假名，或者用假名进行备注（比如那些艺人和政客们，怕有的粉丝文化低不认字～）。像下面这位正在拉票的女士，咱们中国人可以毫无障碍叫读出她的名字——猪口邦子；

反倒是一些日本人，得通过备注的假名来了解她的称呼。

不过，这样的情形，跟韩国或者越南那种对汉字进行“一刀切”的割裂相比，还算是比较理性的。

对于韩国人来说，虽然他们的身份证上都配着汉字，但很多人，却搞不清楚这几个汉字究竟表达着什么意思。

而越南那边，就更尴尬了————中国人去越南旅游，看博物馆里的古籍、建筑物的牌匾什么的毫无压力；反倒是越南本土人，自己国家的东西，想弄明白，还得请导游来给专门做个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