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过后，各界复杂评说安倍：留下什么遗产，是否应该国葬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岳林炜 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葬礼12日下午在东京举行。在哀悼的同时，日本各界对这位政治强人的评价呈现出复杂化。安倍当天的葬礼为家族私人葬礼，而非国葬。“是否应该为安倍举行国葬”引发争议。据日本《朝日新闻》12日报道，自民党内最大派阀“安倍派”代理会长下村博文要求为安倍举行国葬，并警告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如果在安倍去世后轻视、疏远“安倍派”，他将失去自民党核心保守层的支持。但不少日本网民认为，安倍生前留下多起未解的政治丑闻，为这样的政治家举行国葬不合适。香港“亚洲时报”网站12日发表评论文章称：“当安倍的遗产被冷静地评价时，他最突出的贡献可能就是草率地扭转和平主义的日本，将其拖回到军国主义的过去。”

1700份唁电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报道，12日下午1时起，安倍的葬礼在位于东京港区的增上寺举行。增上寺是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的家寺，埋葬着德川家多位将军。葬礼仅有安倍家人及交情深厚的相关人士参加。报道称，包括岸田文雄、前首相森喜朗、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及“安倍派”等政界相关人士约1000人参加了葬礼，其中约200人在会场内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在此之前，增上寺还设置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献花台，《环球时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普通市民排队在献花台前，双手合十，献上鲜花。

此后，载有安倍灵柩的车辆离开增上寺。现场视频显示，安倍的遗孀安倍昭惠坐在车辆前座，手捧牌位、神情哀戚。车辆驶过安倍生前工作过的地方——自民党本部大楼、首相官邸以及国会议事堂，岸田等政府官员及执政党、在野党国会议员在车辆经过时默哀，双手合十为车队送行。车队最后驶往位于品川区的殡仪馆。

日本《每日新闻》12日称，安倍的政治盟友、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称赞安倍“凭借外交见识和魄力，增加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安倍晋三是战后日本最优秀的政治家。在天国，他能挺起胸膛向父亲（安倍）晋太郎先生报告，也能和外祖父岸信介谈论政治。将来等我去了天国，我们可以再愉快地交谈。”安倍昭惠在葬礼上发言说：“他作为政治家，留下很多未竟之事，但播下了很多种子，这些种子都将会发芽。”日本外务省称，安倍去世后，总计有259个国家和地区、机构发来约1700份唁电。

日本的两种声音

岸田内阁11日晚决定向安倍授予日本最高级别勋章“大勋位菊花章颈饰”。据报道，战后日本只有三位前首相获得过这一勋章，分别是吉田茂、佐藤荣作和中曾根康弘。而对于安倍是否配享国葬，日本舆论争议较大。有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曾就举行国葬问题征询过安倍昭惠的意见。她表示，目前正是疫情期间，国民生活困难，不应该浪费国库资金为安倍举办国葬。

在日本战后历史上，只有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在1967年去世后享受国葬礼遇。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认为，吉田茂为二战后日本的民主化和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理应享受国葬待遇。以《产经新闻》为代表的右翼媒体认为，安倍的功绩不比吉田茂差，安倍积极推动“印太战略”，推动日本修改安保法，“奠定了日本生存的基础”。该媒体认为，除了家族葬礼，还应为安倍举行国葬。“安倍派”代理会长下村博文11日夜间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安倍的历史功绩“绝对配得上国葬待遇”。他要求岸田在接下来的内阁改组中不要轻视“安倍派”成员，否认将失去自民党核心保守层的支持。

日本雅虎新闻网12日的报道称，虽然有网民也支持给予安倍国葬待遇，但日本推特上出现“反对安倍晋三国葬”的标签，许多人以此表达反对意见。有网友称：“为什么要为一个在国会作出118次虚假陈述，甚至连责任都拒绝承担的人举行国葬？”“篡改官方文件和统计数据的前首相安倍不配享国葬。”“无论结局多么悲惨，都不是肯定此人所作所为的理由。”报道引述匿名政治记者的话说，安倍因森友学园、加计学园以及“赏樱会”等丑闻被提起刑事指控。随着他的去世，这些指控的真相得不到澄清，许多人对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为安倍举行国葬提出质疑。

“当世界客观评价安倍”

“当政客去世，尤其是在悲惨的情况下英年早逝时，讣告往往会过于夸张。但你不能篡改历史。”香港“亚洲时报”网站12日发表评论文章称，事实是，日本有一个血腥而残酷的帝国历史。“总有一天，当安倍的遗产被冷静地评价时，他最突出的贡献可能就是草率地扭转和平主义的日本，将其拖回到军国主义的过去。这将如何在亚洲政治和日本的中长期政治经济中发挥影响，留下了令人不安的问题。”

彭博社11日评论称，安倍最大的遗产不是安倍经济学，而是日本的军事力量，安倍还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创始人。该组织被认为是“亚洲版北约”，具有明显的反华色彩。

“作为日本现代内阁制度形成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在其任内对中日关系既作出一些贡献，也造成一些伤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永12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而言，安倍执政后期对中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甚至影响到其继任者的对华政策以及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刘江永称，在第二次安倍内阁长达7年8个月的执政生涯中，安倍形成一套成熟的内外政策，对内谋求修改宪法，对外推行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二者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日本不是要走和中国合作共赢的路线。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功能性的合作便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起不到稳定器的作用。例如，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中美关系恶化。安倍及其后任的对华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并开始利用中美矛盾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