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怡微：到花花世界去

“散伙饭”那天，他们突然问了我很多问题，大有一种，斗胆问一问，问完就跑的架势。

解除封闭后的第一餐堂食，献给了我指导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们。他们一共有五位，其中一位同学在德国交换延期毕业，其余四位都顺利拿到了学位证，也找到了工作，十分不易，我很为他们开心。学生们也很有意思，说要送我一个小礼物，他们曾经担任过我《西游记》导读课的助教，所以想给我一棵西游元素的盆栽，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奇怪的植物。不过和学生交流，始终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可以知道很多新鲜事，都是手机大数据刷不到的趣闻。

我念书的时候，习俗里会称这样一餐饭为“散伙饭”。我硕士毕业时，也吃过这样一餐。记得那天非常随意，中文系研究生人数不少，因为专业方向不一样，很多同学我念完三年书都不太认识。“散伙饭”那天，坐在我身边的同学很紧张地问我，“这里是中文系的桌子吗？”但创意写作专业有些不同，因为学生人数多，共同体的意识就会强一些，不会发生到了毕业，同班同学第一次说话的事情。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每一年都会有毕业聚餐，老师们都会来聊天（主要是请客）。

博士毕业时，我答辩完在台湾吃一餐“谢师宴”，风俗和上海不太相同。台湾同胞很重视“谢师宴”，男生都要穿衬衫西装，女生都会穿比较正式的裙子，门口还要签到。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到了毕业季节，天气极其炎热，穿得很正式出门会有负担。不过，我记得白先勇老师上《红楼梦》课时，也是每次都穿正装。想起来这些小事，是因为这次聚餐他们跟我说，在创意写作读书第一年，彼此都有很强的服饰焦虑。后来自己也去买了很多衣服。而我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些。我猜想，这些年这些细微的风俗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他们也穿得很漂亮来和我吃“散伙饭”，拍照的时候又很严肃，鬼脸都没有一个。

坊间称经历疫情的学生为“疫三届”，我和学生大都在网上交流。但他们自己有群组，和我又有群组，真正的交流，其实我也看不到。在我看来，他们个个都很辛苦，作息很辛苦，对未来也很焦虑。但他们不太跟我说细节。我问他们好不好，有吃的吗？写作有困难吗？他们都表示没问题。

一直到现在，都要毕业了，在饭桌上他们突然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说，“你在硕士毕业的时候是怎么打算？”“你最孤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每天待在家里，写作材料都是哪里来的？”“现在你有工作了，出书还是为了钱吗？”“为什么要买房子呢？”大有一种，斗胆问一问，问完就跑的架势，很好玩。

这是一个很“真心话”的时刻，好像我不说些什么真心话，就会辜负他们的期望。于是我也掏心掏肺说，“我特别害怕你们四个人，有三个找到了工作，一个没找到，这样吃饭的气氛就会很怪，还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最后大家在一片“苟富贵勿相忘”的祝福声中，结束了“散伙饭”（他们又去别的地方继续聚会啦！）

有时学生会把我随口说的话，记得很清楚，当成压力，搞得我很自责。我可能（其实记不清楚）建议过一个学生去考法考，结果他很认真问我，“你是不是还是希望我去考法考”。但我也只能，硬拗回来说，“多学点技能也挺好，至少不要犯法。”最后变成了我的毕业祝福，“不要犯法”。

他们也写小卡片给我祝福，祝福我保护颈椎和关节，祝福文学继续陪伴我、抚慰我的灵魂、甚至幽默地疯狂地祝福我成为“一代宗师”，我看得笑中带泪，又很欢喜。其实我没教他们什么，但我们能有这场相遇，是我很珍惜的缘分。

我也会永远记得这场离别。记得我有四个很喜欢的学生，在2022年，各自去往他们自己的花花世界。

（张怡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