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当年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中央提出97后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给出了“五十年不变”的时间。对此舆情颇有疑问，一是这个时间是怎么来的？二是不变的保证是什么？怎能让人相信？
第一个疑问，那时中央根据部署给出的答案是，五十年的时间中国将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必要变，不变对中国有好处，中央还可以考虑再建几个香港。邓小平还表示，一个政策变与不变，不是靠口头保证，而是看实际需要。其实更具体地说，所谓“五十年不变”是对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而言，这并不能涵盖“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的大政方针和制度设计。换言之，在这五十年中或之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具体内容和运作并不代表丝毫不变，如果有需要，那就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有所改变。
事实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以及港内外、国内外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运作方法、除弊兴利、解决各种矛盾的变化正在发生，压力巨大，这些变化和压力导致了“一国两制”有走样变形之虞，难以行稳致远。为了破解困局和避免危险，“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框架内衍生出来的许多严重问题，是必须通过改革和纠偏尽快解决的，这就是中央全面管治权提出的背景和原因。
换言之，中央看准了“一国两制”框架内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都和香港各方面的管治权问题直接相关。因此，中央全面管治权是中央要解决香港问题的工作方针之“纲”，“纲举目张”；故不能说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就会有违于“一国两制不变”，更要警惕有人打着“一国两制不变”的旗号就找到了抗拒中央全面管治权、抗拒改革和纠偏的理由。
最近，在香港的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司法领域有人正在吹这股风，以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潜藏的反中乱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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