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工作制”，能不能拯救社畜？

英国人又搞事情。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今年6月6日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四天工作制”试验在英国正式启动。这次试验由非盈利机构“全球四天工作制”、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波士顿学院的研究人员合作运营，为期6个月，涉及70多家公司共计3300多名员工。试验采用 「100:80:100」模型，员工获得 100% 的工资，工作时间减少为原来的 80%，产出保持为原来的 100%。

好消息，工资没少，坏消息，工作量也没少。

慈善银行CEO埃德·西格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五天工作制是20世纪的概念，已经不再适合21世纪的企业了。我们坚信，每周工作四天，但工资和福利维持不变，将会打造一个更快乐的员工队伍，并对企业生产力、客户体验和社会使命产生同样积极的影响。”

虽然话说的漂亮，但外媒报道本次实验的条款中有这样一条：如果需要，我仍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参加工作或处理电话/电子邮件。

我的朋友Allen看完都哭了：“这一条我可太熟了，我居家办公那一阵...”

上四休三，有人吹还有人黑？

英国人不是第一个想到“上四休三”的，也不是第一个将“上四休三”落地的。

本次活动的发起方、非盈利机构“全球四天工作制”的创始人安德鲁·巴恩斯早在2018年就从自己的另一家企业新西兰信托和遗产规划公司 Perpetual Guardian开始试水4天工作制。员工每周工作30小时，获得37.5 小时的报酬，但需要提供与5天工作时相同的产出。这次小型试验后的调研显示：员工的压力水平下降7%，整体生活满意度提高了 5%，24%的员工表示因为本次试验使得原本失衡的工作与生活重新平衡。

更早也更大规模的试验发生在冰岛。2014年，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市议会和国家政府共同决定，将儿童保育和服务中心、市长办公室和养老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从每周40小时减少到35小时。2017年，实验中有增加了440名国家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最终，整个试验涉及到2500人，占冰岛全国劳动人口的 1% 以上。2021年，冰岛宣布试验获得“压倒性的成功”。

但“四天工作制”与世界上大部分事物一样，有人吹也有人黑。

《环球时报》报道了一个主动放弃四天工作制的故事。伊林沃思当上爸爸后不久应聘到伦敦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合同中有“每周工作4天但多休息的那天也要随时待命”的选项。在干了半年且有晋升机会时，他和公司都决定将合同恢复为每周工作5天。伊林沃思说，工作时间减少，让自己在团队中的定位变得模糊不清，与领导和同事接触减少不是什么好事。

2020年前后，西班牙也曾试验“四天工作制”，但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反对的声音来自各个阶层。有马德里民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身处一个仍有债务无法偿还的国家，如此下去养老金发放或许都将难以为继。”西班牙储蓄银行基金会的高级经济学家玛丽亚也在接受本国媒体采访时直言：“西班牙的经济结构特征，是不适合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的国家。”她认为，在某些“经济非常有活力的国家”才有可能，新技术在工业和服务业都应有重要运用，但在西班牙占比并不明显。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上四休三有没有可能成为未来工作制度中主流呢？

我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了吗？

站在历史的视角上看，全人类的工作时间确实是在逐步缩短的。

OECD常年做着一项有关工作时长的调研。根据调研显示，自1950年代至今，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劳动者工作时长都呈现下降趋势。即使在最近二十年，这样的趋势也并未被逆转。

在19世纪初的欧美，大量农民涌入伦敦、巴黎、柏林等工业城市。为了生存，新工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常常一天工作14~16小时，甚至18个小时。在经过超高强度劳动后，工人们通常是倒头便睡，根本没有生活可言。在那个闹钟尚未普及的年代，为了避免自己第二天迟到，工人们都需要凑钱雇人叫自己起床。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这个提供“叫早”服务的人通常会被描绘为一个身材壮硕的中年女性，一旦发现谁家还没起床，就会大力敲击这家的玻璃。

1817年，著名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八小时睡眠”的口号，但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经历了漫长的斗争。

肯·福莱特在其著作《巨人的陨落》中描写了一战前欧洲煤矿工人的生活。一周上六天班，平均工作时长约为60小时。虽然距离现行的八小时工作制还有相当长的一定距离，但比起19世纪初已经进步了很多。

一战后，“8小时工作制”被1919年10月国际劳工会议所承认，并逐步在全球成为主流。1926年，福特在八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引入了双休，一举使汽车工人成为“有钱有闲”的中产消费者。此后，英国制药企业也选择周六和周日关闭厂房，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更加灵活的工作方式开始出现在打工人身边。在互联网公司，不打卡的弹性工作制非常普遍。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随着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四天工作制”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重拾“工时”考核

但我的朋友Allen觉得，只看产出不问工作时长的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最起码我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性，因为这反人性。”

自从今年居家办公了一个月后，Allen现在已经是一名坚定反对居家办公的人了。“居家办公期间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精神压力最大的一个月。”

Allen在一家公关公司做文案策划。公关公司工作制度之灵活，在他看来比互联网公司更甚。“有的时候灵光一现比在工位上憋仨小时还管用，所以领导基本上也不要求你一定在工位，喝杯咖啡，在园区里溜达溜达，和同事抽一支侃侃大山在我们这很常见。”

但居家办公打破了这份曾经的美好。“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你和老板的距离让他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在园区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能互相看到，但是他就是觉得很有把握；一旦居家了，他就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在偷懒。这跟我是不是在偷懒或者是不是想偷懒都没关系，就是因为他的安全感没有了，于是他就开始折磨我。”

每天的工作量更大了。原本两天的工作，现在一天就要给产出，“不过领导说得好，先汇报一下让我看看进度。但他就是按照成品来评价的，这不好，那要改，你怎么不思考，这些还要我教你吗。领导啊，你给的时间根本就不够，那质量怎么可能有保证？”

因为居家办公，杂七杂八的事情也多了起来。每天三回考勤，要穿戴整齐用电脑摄像头拍照带上定位上传。开会频率直线上升，“屁大点个事，也要开会讨论，仿佛不开会就是在摸鱼”。一些无关紧要的会也要全程听，“客户叫上所有供应商开会，3个小时的会跟我有关系的不超过20分钟。”但这些无法转化为产出的时间，老板是不会算在你的工作时间里的，“你开了一天会，导致没产出，在他看来就是旷工了。”

“因为大环境，公关公司的日子都不太好过，这进一步加深了老板的焦虑。一篇稿子放在往常可能就过了，现在要反复修改。“他总觉得你还能做的更好，现在因为居家所以懈怠了，所以你要继续改，改到吐为止。可这些东西的判断非常主观，哪有什么最好，不论你是不是努力，他都可以觉得你没有努力。既然不好判断你是不是摸鱼了，那他就把标准简化成了工作时长，加班就是努力，就是好员工，逻辑通了。”

居家办公前，Allen曾经设想过自己的居家生活，早上睡到自然醒，泡上一杯咖啡，慵懒的坐在阳光明媚的阳台上打开电脑，妥妥的都市精英。现在，“我都不敢多喝水，就怕上厕所的时候突然一个视频会，接晚一点就担心老板觉得我在摸鱼。”

在Allen看来，只要没有一个科学评价工作产出的体系出现，不论什么工作制都救不了社畜。

一位脉友与Allen有相同的看法：对于那种工作不可量化的人来说，居家就是噩梦。因为“不管是早早起床还是晚晚休息，老板看不到你在工作，就会觉得你没有为公司出力，觉得你很闲”，“特别是当你的工作需要前期用很多时间去铺垫的，那恭喜你，你已经被老板列入下次毕业的名单”。

尾声

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卡尔·纽波特在《深度工作》中写到：体力劳动者，曾经经历了从手工作坊模式，到流水线模式的转变。流水线的到来，大幅度地提高了人们生产的效率，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而现在，我们处于知识工作的时代，大部分人从事的不是体力劳动，而是脑力劳动。在脑力劳动这个领域，会不会也有一个“流水线时刻”呢？

如果没有类似流水线的工作方式，却采用类似考核流水线的方式考核脑力劳动，是否最终都会沦落为比拼加班的内卷大赛呢？

即使不看好四天工作制可以很快改变现行的劳动方式，我们依然认为这样的尝试是有价值的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作模式，我们正在执行的评价标准，仍然需要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变化而演进。

未来的工作，可能会呈现出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形态，这值得我们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