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怎样做律师-张思之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这是我在7月1月“怎样做律师张思之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周末休息，我把文字稿整理后公开如下。
（序）

　　首先谢谢北京律师学研究会和中国律师博物馆举办这么一场思之先生追思会。一个建国前的老共产党员，抗战老兵，又是建国后的第1代律师与法官，没有享受到老干部的待遇，没有组织及时的关怀。今天的这个小会聊胜于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的遗憾。

　　本来我希望今天的会议至少有个3、50人，为什么？因为本周二（6月2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的遗体告别仪式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太少，让很多朋友感到遗憾。头一天被坚决要求不能超过20个人，而先生的子媳亲属子女晚辈就13个，然后律师其他朋友只能去7个人，这7个人谁去？我跟王令讲，我不去让别人去，但我大儿子王令他不能不去，一直因为他一直在操办先生的后事。

　　周二那天我也没去，但那天还有好多人联系我，希望参加遗体告别给思之先生送行，要我帮忙要个指标。北大张千帆老师知道找我没有用，他找王令他们教育了一顿，“学者教授就我一个人，你们看着办给不给我来”？结果忍痛的挤掉了思之先生他们自己所里的律师的名额，千帆教授参加了遗体告别，先生若是泉下有知一定是高兴的。

　　宝成今天来开会了，那天他去了八宝山殡仪馆，但让我当时最担心的是他。万一情绪激动 ，那是很明确的属于出现了意外情况，告别仪式就不让搞了。不幸之万幸的是那天参加遗体告别的亲友们忍住悲痛，控制了情绪，算是比较平静的走完了，让先生平平静静的去了天国。从那时起，物质的张思之没有了 ，但精神的张思之永存。

　　今天到会议开始之前，我一直是担心这个小会能不能开成。从先生去世之后到今天这段时间，我知道很多人出了主意，包括给很多官员提了开会的建议，但都行不通。虽然今天会议的规模有一点小，人也太少了一点（有些接到通知，想参加的人因为某种原因来不了，也有一些接到通知应该来的人，因为忙于别的事而没有来），但我们感谢家力，您召集成功这个会议算是拱开了一个小缺口，让我们在中国的传统“头七”之日追思先生，让先生在天国不寂寞并感受到晚辈们的对他的怀念，从而感受到了人间的一点温暖。也要感谢桂明、在辰提供场所和组织这个会议。

　　几位给我们与会者出了一个这么大的题目：“我们怎样做律师？”那我借着追思思之先生往下说我对怎样做律师的认识。

　　（一）

　　我跟思之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的春节期间。那天我带着孩子们去拜年，他挺高兴，特别跟我小孙子逗了好久。之后，我俩闲聊的时候谈了一个事情，是从武汉的吹哨医生李文亮谈起。前年春节前，武汉疫情爆发之初，李文亮医生把这个捅出来了，结果被治安处罚，不准讲。湖北的政治家们不懂医学，就瞎指挥导致疫情在武汉没有及时的控制住而大爆发。我与先生说，领导们在中南海那么忙，没有也不可能了解社会所有的情况包括武汉的疫情爆发之初的防治情况，需要了解全面的情况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之后，才能及时的做出正确的对策。所以，社会无论是平稳发展还是应对紧急情况，都需要有吹哨的人，尤其是需要专业人士吹哨子，来帮助决策层掌握全面情况，作出成本最小而收效最大的决策。

　　记得2022年武汉封城宣布那天，我是在准备去日本过春节，一家人在天津机场。看到消息后我就写了篇文章发在新浪微博上，标题是“武汉肺炎疫情要依法防治”。结果等到我飞机降落在东京机场后打开手机，各方面要我删帖的文章的电话打个不停。第二天在东京街头，我的家人们逛商场，我就待在那个店的角落里煲电话粥，手机打掉了两块电板。那一天来的电话跟我争论这个问题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这次疫情来得这么凶猛，你还要讲什么法律？我都一一回答：“依法治国的应该涵盖到方方面面，疫情防控也不能例外”。其中，这包括了有的武汉律师原来是我的粉丝的，在网上宣布跟我断交，理由是我对武汉进行歧视待遇，讲我文章的题目叫武汉肺炎疫情不对，是攻击武汉。有人要求我在新浪微博删文章，当然被拒绝了。

　　也有朋友讲这个文章写的不错，但是引用的《传染病防治法》的法条是旧的。这个意见提得对，第二天我就删掉文章重发改为引用新的法条。没过几天，中央常委会开会，指出对武汉发生的疫情要依法防控之后，有关方面对我的压力才过去了。对疫情防控，我连续又写了7篇，但没有人再跟我吵了。现在想想，吹个哨子真的很难很难。

　　我跟老爷子讲，李.文.亮现在死了，下次再爆发新的疫情，会不会还有这个专业人士站出来吹哨子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同样包括我们律师界法律界有很多奇葩的事情，谁来说呢？不能说，不让说，不准说，最后就不敢说，不愿说，没人说。一种声音，下情必不能上达，怎么办？老爷子比我乐观，说我想多了，像这个事就是历史总是这么向前的。有一点要坚信，一个人倒下去总是还有更多人站起来，要乐观，他反倒安慰了我。所以，在24号那天得知他走的消息，我大脑里第一幕想到的就是春节期间的这次交谈，想到的就是希望张思之先生走了，能有更多的“张思之”站出来关心中国的法治进程和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在6月24日先生离去早2天的时候我就翻出了那篇文章“法治需要是吹哨人”，文章里简单的讲了上面的故事和我的感想。在微博上点一下评论又发出了，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我们怎么当律师，有的人认为律师就是商业服务业，一直有人就巴不得中国律师都去做商业律师，埋头赚钱去。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你司法部就别管律师了，交给市场监管局去管。律师事务所当作企业对待吗？现实不是。制度上把中国律师视为是政法队伍的一部分，却没有政法队伍的权力和待遇。前两年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有关部门也要求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进行教育整顿，文件都下来了，结果被律师们在网上披露并指出其谬误，有的领导气急败坏，但是他们不高兴归不高兴，还是把那通知收回去又重发通知明确是学习而不是原来的对律师队伍教育整顿。可见有很多事是需要专业的人士从专业的角度来吹哨子的。

　　小结：这一次思之先生离世，我看到的律师界广泛表达了对先生的肯定与怀念，我从中进一步认识到先生的判断是对的。中国律师会有更多的真正的称职的律师，他们不仅仅是要赚钱养家糊口，还会关心法治进程，当好吹哨人，该吹哨的时候吹个哨。

　　（二）

　　关于怎样做律师？第二点要说的是：思之先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家力刚才讲的，做律师不但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

　　这一次处理先生的后事，我对工作班子这几个年轻同志我是十分敬佩，他们得了先生的真传。从5月28日病情加重入院抢救到处理后事，都是靠家人和学生们来做，真的是不容易。

　　有的朋友对先生后事处理如此低调而不理解，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思之先生是全国律师的先生，后事处理应当有相应的规模，以表现出先生得到了社会的重视。批评者不了解情况，后来他们为之前的言语作了道歉，其实都没有必要，很多事情说开了就这么回事。先生的后事处理如此低调也可以说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凡事皆有因果，这就要想到先生多少年来一直敢做敏感案件，被打入“另册”是概率极大的结果。社会的不公平是绝对的，公平则是相对的，尤其是在当下的气氛中，不可能隆重的处理先生的后事。吹哨子的人不会指望，从来也就不应当指望吹完哨子后会来一阵鲜花和掌声。但放在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是非曲折还是会有一个公道说法的。

　　先生的最后的一个案子是做志强的辩护人，也是病倒在这一次，应了古人说的那句话，“将军阵前死”，战士就是应该倒在战场上。但是，我认为先生8年前的病倒，代价有点过大，或许是可以避免的。先生今年96岁，而他家里长辈有106岁的，从遗传角度上讲，先生本来可以活得更长一点。他为什么会倒下？就是8年前的为志强辩护的案子的冲击。2014年至今已8年了，先生走了，有的话我认为应当说一说。

　　那次先生为志强辩护的思路，我们律师界中有的朋友有不同意见，认为对志强的事情要选择正面硬扛，要旗帜鲜明的作无罪辩护。而先生的根据他的经验和智慧，也征得了志强的同意，认为一定程度的妥协更有利于志强。先生的“认罪放人”方案在谈好盘子后消息露出来，一些年轻人忘记了先生已经88岁高龄，而轰炸机般打电话质疑，极大的冲击了先生那天的休息。次日中午，先生脑梗入院抢救。后逐步了恢复语言表达能力时我去看他，问起发病原因时他告诉我，质问电话是你打我打大家打，一共17个。说实在的，先生住宅电话我早知道，但这个电话我都没打过，怕影响先生的休息。而那一天，先生从国外回来体力还没有恢复，就忙着志强的事情。他平时是9点多睡觉，而那天因为接电话弄到11点多还未睡。他又不懂得电话可以把线拔掉，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上午又忙着商量这个辩护事情，中午的时候脑梗发作入院抢救。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是这个原因，认为是先生年纪大了，心血管病是常见病，但脑梗发作一定有其他诱发原因。对志强辩护方案这个事，我们当时多次交流，大多数人都支持先生的想法，也知道有朋友有不同意见，但是不知道质疑的电话居然大半天时间内有17个。他在给我讲这事情时语言平和，并没有埋怨，表现了先生的智慧和人格魅力。他不计较那些批评他的年轻人，而是说年轻人有冲劲，他们有他们的观点。

　　不止我一个人与先生聊过这个事情，我想大家的感受都是一致的。对此，我认为批评者至少可以换个平和的方法，比如大家有意见，可以推举代表找先生交换意见，用不到那么多人轮流打电话。以先生的气度他能够容得下不同意见，而且以他的智慧可以顺利的交流。现在实践证明对志强的辩护是成功的，接手的人还是按照先生的思路做的。如果志强不尽早出来，他的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的身体在监狱里不一定熬得过去。即使他身体熬得过去，还是有其他因素让他熬不过去。志强为了律师事业，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已经奉献了很多，在失去自由之后，其他人没有理由再去希望志强当英雄（其实是当烈士）。当时如果朋友们能够完全理解先生的苦衷，那么可能当年先生不会发这个病，能活得长一点，后面的夏.霖也可能不会进去。

　　小结：上面我说这个事情是想提醒朋友们，我们做律师不但要有敢于担当的勇气，我们更需要有向先生学习，遇事有智慧，在法律许可的边界里努力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不要越界。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多次讲过这个时代不需要烈士。

　　（三）

　　怎样做律师？第三个方面我想说的是律师队伍的传帮带问题。

　　今年如没有发生先生离开这个事情，我原来想在8月3号即王工先生的生日或是7月19号王工先生的忌日搞一个纪念活动，讨论一下律师的职业环境和年轻律师的成长问题。这种活动本来是有关部门和律师协会应该做的事。

　　10年前，中国大陆开始的打压中国律师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画上句号，其中前几年拟议中对律师的教育整顿运动后来变相的学习也早不搞了。推动并实际操作这件事的傅政华、孙力军等人已经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但中国律师的确在这一段的运动过程当中受到了重创，整个社会法治环境与此前的十年是退步占了主要方面。现在有必要静下心来反思一下，但先生离开后的十天的情形，提醒我们现在中国律师还是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处境。尴尬的处境中，律师们的路怎么走？能不能守住法治底线？能不能一如既往地投入到为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的事业当中？

　　我想，我们还是要向先生学习，看远一点。“历史总是往前走的”，不悲观，不动摇对法治的信仰，该坚持的还要坚持。如果律师都不信仰法治，这个法治社会建设就没有希望。

　　回顾中国律师重建以来的40多年，现在队伍数量发展的这么大，但是从吴爱英等人主持律师管理工作以来形成的“金钱至上”，以钱多为英雄的导向，现在仍没有扳过来，甚至是没有清算。律师需要养家糊口，律师队伍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创造经济效益，但是不能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是中国律师队伍的性质所决定的。吴爱英、傅政华、孙力军等人倒台了 ，但是对他们的追查并没有清算他们的打压律师等问题，尤其是没有反思中国律师的发展方向问题。

　　所以，我讲什么时候触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律师的执业环境就好了。

　　怎样做律师？不能光以钱为标准，钱多少钱才算是有钱？才算是成功的律师？先生有一个事情是可以的也是应该与朋友们讲的。先生的生活不是很富裕的，他这些年来住的房子不是他的房子，是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帮他租的别人的房子在里面居住。先生这么大的名气，他要赚钱早赚大了。他刚当律师的那年头，中国律师还没有今天这么大的风险。律师制度改革之后尤其是他拿了离休工资之后，他能不能用他的名望去做一点商业大案子或刑事辩护中能赚大钱的案件？先生他没有那样去做，而是苦兮兮的奋斗在追求公平和正义的道路上。在关心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善和为律师维权的问题上，他是不遗余力。

　　前几天，有个人在群里讲这几年没看见张思之为哪个受打压的律师发声，那是这个人不了解情况。的确这几年，先生病后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妙笔生花写出大块的文章，但先生的思维一直很清醒，敏锐。我们没有指望他能站在第一线去参加公益活动，而在2014年病倒之前，不论哪个律师受到迫害，只要他知道了都会站在第一线发声。

　　2005年，王令律师在天津法院被法官殴打的时候，先生是站在维权第一线的。正是律师界、媒体界众多的朋友的关心与声援，那一场中国律师和违法的法官的较量，最后是当事的法官被调出法院并在后来因其他的罪行暴露被判了11年。但从那一次起到现在的这些年，中国律师在法院挨打再没有把肇事法官调出法院清除出法官队伍的。

　　近些年来，律师维权越来越难是不争的事实。例如青海的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遇到的冤案，全国律协委托尚伦生律师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去旁听，听完后他的意见并没有得重视。我知道这个问题后，和张燕生律师不约而同的把问题在网上捅了出来。捅出来轩然大波，效果还比较好，那个案子翻过来了。可是，人家回头就打了尚伦生的板子，把他多年前的跟法官的事情翻了出来，把他抓了。律师本来是为委托人维权的，而为自身的维权一直就是一个命题。这里面的问题多多，我们现在无法去深究。

　　小结：今天我们追思先生，要感谢先生的智慧，留下我们很多精神财富可以往下传承。怎样做律师？行业的优良传承很重要。我希望我们的老律师都像先生学习，做好传帮带。

　　今天，我们学习先生，不仅仅是要做业务的高手，也不仅仅是公益的典型，更重要是用智慧和勇敢为同行发声，为同行维权，而不搞内卷。律师行业要水涨船高，而不能水落石出。

　　（这是北京市平商律师事务所陈波律师帮我在那个会上的发言录了音形成的文字稿，经我校对并修改后公开。在此，对陈律师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