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案中的“信息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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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家属发来了菲菲的判决书。

事关自己的亲人，家属总是比律师的消息更及时，我的判决书还没派送，家属就已经拿到全文了。

结果挺出乎意料，判了四年。是全案除了一个刚来半个月的和一个兼具自首+立功+退赃情节的人之外最轻的。与这两个人的量刑差距也非常小，刚来半个月的判了三年，自首立功退赃的判了三年半。

这么一对比的话，菲菲判得算是比较轻了，毕竟作为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这个团队将近一半的洗钱金额都是经菲菲之手的。

律师们也炸开了锅，惊呼某法院太乱来了，判的太重了。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各地之间有司法政策、司法习惯的差异，大多表现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与帮信罪的罪名选用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量刑很重，超过10万法定刑就来到三年以上，而帮信罪量刑最高才三年。对那些更习惯选用帮信罪的地方来讲，这个判决当然会让他们觉得重。

但在最新的“断卡”行动会议纪要发布后，这种法律认识上的差异所导致的量刑鸿沟已经被完全抹平，会议纪要写的很清楚，只有那些单纯提供了银行卡，没有进行任何转账操作的，才能认定为帮信，只要参与了钱款的处置、转移、藏匿，就一律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菲菲这个案子，赃款进账后转换形态，购置成虚拟货币，再将虚拟货币转移出境，以目前的司法政策，无论在哪里，都要定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在同一个法律框架下，各地的量刑不会云泥之别。

此外，就是法官恻隐之心，对菲菲有偏爱？这个想法很天真，颇有点普信男的上头味儿，女孩看你一眼，就是注意到你，对你嫣然一笑，就是爱上你，如果主动给你打个招呼，那就是迫不及待跟你生猴子。这种普信要不得，我一贯的观点是，司法官是没有感情的，如果司法官感情太强烈，这份工作是做不下去的。广西有个叫杨斌的女检察官，太共情被告人了，边哭边开庭公诉，后来果然干不下去辞职了。

再往下想，就只能是一直困扰这个案件的，各被告人到案经过问题。根据菲菲自述及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菲菲至少有两项立功表现：一是公安将其控制后，由其指路，带领公安到团伙租住的宾馆内，将另外两名同案犯抓获，属于协助抓捕同案犯；二是到宾馆后，三人又同时按公安指示，向另外一名同案犯打电话，劝说其自首，属于规劝同案犯自首。

关于菲菲的立功问题，我从检察院阶段就一直与公诉人沟通，希望公安能够出具补充到案经过，予以落实。无奈案件退查了两次，始终没给认定，反而是给另外三名同案犯稀里糊涂认定了立功、自首云云。比如最开始提到的那个具备自首情节的被告人，就是接到菲菲电话后，受其规劝到案的，这也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地方，连接电话的人都给认定自首了，打电话的人是否构成立功难道还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

法院开完庭后，我瞅准机会见缝插针，跟法官沟通，我的意见是，法院是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判决，并不必然依赖公安的那个大红章子。法官给了我一个白眼，像是在说，看你也是老刑事律师了，怎么说话这么外行呢？

刑事案件公检法三个环节中，公安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哥，法检都是小弟。法院吧，好歹有个两造对抗架构，偶尔还能纠纠错，至于说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基本就是喊口号走过场了。

公安之所以牛逼，在于它垄断了刑事案件的“信息权”。权力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曰信息权，二曰决策权。

不要被名字所迷惑，信息权往往远大于决策权。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是掌握全面、真实的信息，如果信息被垄断，决策者被关入“信息茧房”，那他纵是再英明神武，也难免昏招迭出。历代统治者都讲究广开言路，“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都是为了获取更广泛、更全面的信息。

扯远了，到案经过这玩意儿全凭一张嘴说，公安说啥就是啥，你被告人虽说也有一张嘴，但谁让你嘴没人家嘴大呢？人家还盖着大红公章，你就一张嘴，你说，就这力量对比，搁你是法官，你信谁的？

美国有个杰克逊大法官说什么来着：我们不犯错，不是因为我们总是正确；我们不犯错，是因为我们说了算。

只要大红公章往白纸黑字上这么一盖，对于法官来说，他就说了算，就不会错，就安全。

我办过一个案子更离谱的案子，被告人明明电话到案，是毫无争议的自首，不知为何，公安出到案经过，还是给她出成了抓获到案。好在经过努力沟通，公安后来又重新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认定了其电话到案事实。拿到这份盖着公安局大红公章的“平反证明”后，检察院法院才敢改口落判。

公安虽然垄断了信息权，也并不代表法检就是傻子，对信息无脑一定照单全收。当你给的信息太离谱，实在没法信时，也会作出抵抗。

抵抗大抵分两种：一是硬抵抗，比如刚才提到的，要求补充或更正信息；二软抵抗，我让你补充更正你不买账，那你提供的信息我也不采纳，我虽然不能明着说，你出的材料有问题，我不信，但判决书是我写的，刑期是我定的，我明着不跟你对着干，背里实质不采纳。

菲菲的案件，就属于软抵抗案件，法院对公安出具的所有到案经过，实质不采纳。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那个又自首又立功的人，在检察院量刑建议两年的情况下，仍然被判了三年半，也是为什么，菲菲虽然自始至终没争来立功的名分，刑期依然排名倒数。

刑事案件的尽头是哲学问题，法律认识差异的背后是经济、社会、人文等一系列法律之外的深层次因素决定的。哲学问题不是一个律师能解决的，也不是一个法官检察官能解决的。

如果案件属于哲学分歧，那我的建议是基本可以放弃治疗了，回家吃点好吃的玩点好玩的，听天由命走好程序即可。移风易俗，需要更深层次的推动力，非一人一事一案可为。据说在美国某些州，只要你自称是女人，壮汉也可以自由出入女厕所，你在中国试试，看牢饭给不给你管够？

好在，实务中的绝大部分分歧，都是信息收集与传递的问题。在纠正法检信息偏差，打破法检“信息茧房”上，律师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