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衡水到北大，我被查出强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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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从衡水二中毕业的第五年，但“衡水学生”这个标签，并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

每当我谈起自己曾就读于衡水，总会收获一片惊异的感叹。

在河北，有句话被许多学生和家长奉为圭臬：“进入衡水的高中，就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北大的大门。”这话是有多年数据支撑的。我也因在衡水的锤炼，考入了北京大学。

今年高考、中考结束，又有不少人向我询问在衡水读书的情况，或准备考入，或准备复读。

这些年，我在成长，衡水的高中也在变化。“双减”政策实施一年了，有人说“衡水中学翻车”，“衡水模式落幕”，未来如何，我不清楚，但衡水“出厂”的人都知道，有些烙印，永不消逝。

戴着小黄帽，罚站10小时

去衡水二中学习，我是心甘情愿的

从初三开始，我的脑海里经常产生一些莫名的想法：重复的旋律、跳跃的片段、对未来的幻想，不一而足。即使我非常想控制自己、把思绪从脑中赶走，它仍然时不时紧紧占据我的大脑，导致我很难保持专注。在学习上，我感到越来越吃力。

我父母认为，这是初三课程难度增加、而我所在县中的老师不能把知识讲透彻导致的。所以，中考结束后，我们一致决定把我送入衡水。

来到衡水二中后，我再也没有时间任由思绪纷飞了。因为，衡二对学生活动的精准控制，从5:30起床铃响起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每个学生，都必须严格按照既定的时间节奏行事，有时哪怕只是一秒钟的误差——特别是起床、就寝、跑操到位这些事情——都可能被发现、继而被判定为“违纪”而受到惩罚。

违纪，对衡水二中的学生来说，应该是头等灾难，甚至比考得不好更令人崩溃。

考试考砸，属于私人问题。况且衡二的测验和考试频繁，平时作业都要涂卡答题，所以，几乎每天都有分数和排名摆在学生面前，即使有一两次失误，也有大量机会迎头赶上。

而违纪则是一个公共问题。全班同学都会知道你犯了错，也会知道你被施加了何种惩罚措施——主要包括罚站、叫家长、停课这几种。有时遇上“严打时期”，年级主任会在开早会时，当着全体学生的面，用话筒把违反纪律的同学的名字一个个念出来，他们所受的处罚也会比平时更重一些。

我曾因为在这样的时期违纪，而被罚失去听课的权利，我戴着象征耻辱的小黄帽，面对来来往往的同学，在教学楼的楼道里站了整整一天。我已经忘记自己做了什么被记为违纪，只记得在站了10个小时后，晚上躺在床上那一刻的放松感。

衡水对违纪的处罚，不仅仅是指一个学生做了不符合规定的事情，而是常常上升到“人品”的高度。高中时代，我很在乎老师、同学们的看法，所以非常害怕违纪，也总是装出在课堂上专心致志听讲的样子，尽管我的思绪已经发散到了很远的地方。

我并不想承认对旁人看法的在意，所以极力展现出自己不怕违纪、认为违纪不是什么大事的一面——那次被罚站一天后，我选择嬉皮笑脸地面对教导主任的训斥。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可能是害怕会被这种我其实并不认可、但却在我的生活中无孔不入的评价体系伤害。

“应试教育强势，素质教育无力”

这种深埋在内心的恐惧，在我高二的时候达到了巅峰。此时，我的注意力已经越来越难以集中。

我高二的班主任，是一位语文老师，他上课节奏极快、对学生也有很强的控制感。每次考前的语文复习课，他都会带我们复习古诗。在40分钟内，他会安排十余首古诗。他要求我们必须读题，一旦他说“下一题”，全班都会盯着最新展示的幻灯片、发出一阵杂乱的读题声。

20秒后，他会一边拍桌子示意我们安静，一边大声喊出要回答问题的同学的名字，而被点到的同学必须在站起来的那一刻立马给出答案。如果这道题是第一次讲，回答不出来的同学还有被原谅的可能；一旦出现讲过的题仍然无法立刻答出或答错的情况，就要接受罚站。

这样的上课节奏，对于无法集中精力的我，简直是种煎熬。我不仅不能在他要求的时间内对于题目做出判断，更无法记住讲过的所有内容。每次上语文课，我都战战兢兢，生怕被提问。

可能所有的老师都能从神情中判断一位学生是否在听课，但我仍然惊叹于我班主任的判断力。有一次，他仍然用ppt的方式给我们讲解成语选择题。一道题令我印象深刻，第一个选项是这样：在《魂断蓝桥》中，罗伊和马拉在前往教堂结婚的路上，才互相问了名字。一切貌似那么（），但却是那么合情合理。

当熟悉的读题声随着班主任的示意戛然而止时，我才刚刚读完这句话。那些无法控制的想法，几乎在一瞬间就充斥了我的大脑：《魂断蓝桥》？应该是我听说过的那部影片；罗伊和马拉（我甚至还不能一下把这两个名字很准确地念出来）的爱情，竟如此富有激情；和陌生人结婚，应该是很奇妙体验；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才让他们如此匆忙但坚定地决定携手一生……

图源IC photo

此时，班主任缓缓地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看了看投影板，又看了看他混杂愠色和鄙夷的脸。他的确看出了我在走神，而我也的确如他所料，回答不出问题。

对于我无法集中注意力这件事，班主任是知道的，而他将原因归咎于我的学习态度不够端正。

衡水二中的老师喜欢在晚自习期间找学生们谈话，很多次，他坐在走廊跟我谈话，风格多种多样，有温柔谅解、生气怒骂、理智分析、热情鼓励……但都带着一丝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仿佛我是一个亟待被拯救的犯了错误的人。而我只能蹲在他面前，一边回应他的话、一边在北方冬季的寒夜中瑟瑟发抖。

我自己觉得，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但事实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尽管我知道，我从未摆烂，一直在与自己的注意力作斗争，但在“实验班学生必须以清北为目标”的要求与氛围下，无能、软弱、矫情、没有自控力，这些无形的标签还是一遍遍被我贴在自己的脑门上，让我觉得羞耻和痛苦万分。

在一切为了高考、为了提分的目标下，学生完全不必思考自己的学业安排，学校会组织好一切。我们所有学习的内容，都会至少重复2遍。老师们会根据读卡的结果，把错误较多的题目记下来，定期让我们进行“错题重做”。在高考前的5月，我们有连续不断的15次考试，老师们会精心选择考题、并做到每套试卷都讲解到位。

我记得有段时间，衡二某校区的墙上会张贴关于学校的新闻，其中有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这样：应试教育强势，素质教育无力。

挣脱单一标准

衡水二中每年都会在学生中间大肆宣传那些考上清北的学生。在一遍一遍的打磨中，我成了其中一员，考上了北大。

进入北大的第一年，衡水二中的校友之间还常常分享自己的高中生活。记得有一次，我在上一门社会学的课程，老师讲到了欧文·戈夫曼的“全控机构”，一位同在上课的学长给我发来微信：“衡水二中不就这样吗？”

和戈夫曼笔下全控机构的特点类似，衡水二中全员住校、拒绝任何走读生，有着严格的时间表和严密的规则，宿管、老师、学生会成员会在各自的情境下注视学生的行为以确保纪律的落实，并用提分、考入好大学这样的目标为学校所有的行为赋予正当性。

而在学习这些名词的同时，我也开始对一直困扰我的注意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北大给了我衡水二中永远无法给予我的自由生活，但我的问题并没有随着压力的纾解得到改善，相反，我开始对整洁和秩序有了更多行动上的要求：高中时代，我只能整理自己的卷子；现在，我可以整理一切。我一遍遍地安排自己的物件，让衣柜的衣服按照同一朝向挂好，不停地在二手群出售我认为无用的东西……

之前总向别人调侃我有“强迫症”，但在自己动手查询、真正了解这个疾病的相关信息后，我意识到，我的确出了问题。

我选择去就医。

在医院填完一个又一个问卷、做完一项又一项检查后，医生缓缓给出了结论：强迫症。

对于第一次吃药后的感受，我记忆犹新。在昏睡了将近12个小时后，睁开眼睛的一刹那，一个慢下来的世界在我面前徐徐展开。这种感受很奇妙，周围的一切都像放大了一般明朗：我能感受到路过自行车车铃的清脆，能直观地看到树叶下落时的缓慢和优美，能嗅到空气中淡若游丝的味道……

如果说，在得到正确治疗前，我的人生仿佛是一直在沙漠中追赶抢走我生命之源的强盗，一边与无法抑制的饥渴、疲惫、幻觉做斗争，一边苦苦尝试触摸那少得可怜的饮用水，那么在得到治疗后，我就像发现自己终于来到了一片绿洲。

比起得到有效治疗后获得的那种顿悟式的拯救，进入北大后，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的思想中悄然发生。

有一次，老师问我：“我发现你的选课方向非常分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几门课？”我一时语塞，实在不好意思把“因为学长学姐告诉我，这门课给分非常好”这句话说出来。在无数次相像时刻的叠加后，我意识到，课程应该是个人知识的来源，是发现自我热爱和价值的窗口，而不仅仅是凑齐学分和谋求高分的任务。

类似的，我理解了内卷和躺平的逻辑，并惊讶于生活和衡水式中学在“成功”标准的单一程度上，竟达到了如此高度的一致；我能对“成功学”做出直觉的判断，并发现在衡水二中大部分时间得到的精神鼓励，不过是一碗鸡汤；原来，我能不仅仅以一种工具视角看待一道题，在贫瘠的阅读时间中感受一句充满情节张力的话，是一件挺好的事情——毕竟衡水会把一切教辅以外的所有课外书都没收，一旦发现有“闲书”，则按违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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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摆脱强迫症后，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那种久违的、全然沉浸于阅读中的快乐，又重新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

初三那年，在强迫症的影响下，看书这种一直被我视为最佳消遣的行为，竟成了一件难事。那种对失去理解力和感受力的恐惧，是我选择衡水二中的重要原因——但没想到，在高中期间，我只读完了一本完整的课外书。

我想，如果我没有患上强迫症，我是不是就不会选择衡水二中、不会走入衡水模式？

我不知道。

现在只觉得，衡水、高中，这些都离我好远。日后，“分越高、越成功”这样的单一路径，可能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