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奥菲尔斯回顾自己的创作

作者：Francis Koval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 Sound（1950年）

时隔许久，我们又得以重新认识马克斯·奥菲尔斯，过去25年的职业生涯似乎弹指一挥间，20年代挥霍的热情再一次回到了他身上。尽管现年47岁的奥菲尔斯已经两鬓斑白，但他仍然保有18岁时的活力，当时，他拒绝了父亲在萨尔布吕肯的百货公司里给他安排的职位，离家出走，立志成为一名演员。

听着奥菲尔斯讲述他命运多舛的职业生涯，就像坐在《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中那个「仿真的」火车车厢里，看着窗外滚动的浪漫风景。唯一不同的是，那张画好的背幕突然变得鲜活起来，有了冒险般的色彩和生命力。

马克斯·奥菲尔斯

马克斯·奥菲尔斯拥有一种罕见的品质，即不仅在理智上，而且在情感上理解他人，以一种使他人立即感到「宾至如归」的方式倾听并吸收他们的想法——这其中包括所有类型的人：从注重实际的摄影棚木匠到成熟的编剧或自视甚高的资本家。这是他在好几个不同国家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每一个国家，他都是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孤独而惆怅，但当环境迫使他继续朝圣之旅时，他也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真正的朋友和崇拜者。无论是在他的作品中还是在他的谈话中，他都表现出了人性的温暖和绝对的真诚。

「为什么我想成为一名演员？这很简单，」他说。「除了我经常从萨尔布吕肯市立剧院的『神仙们』身上领略古典戏剧的魅力之外，我的想象力还被每晚在舞台门口等待的一群年轻女孩所点燃。在亚琛和多特蒙德生活的年轻时代，我一直在实践这个雄心壮志，但恐怕我从来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这也是我转而成为一名导演的原因。」

「我从未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大都是别人不想演剩下来的。萧伯纳《圣女贞德》一剧中的王储是我表演生涯最喜欢的角色，但直到后来，当我在柏林制作该剧时，我才发现它可以演得更好。」

「但我成为幕后制作者纯属意外。某天晚上，我在一出戏中演得非常糟糕，以至于第二天多特蒙德剧院的经理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由于我既演喜剧又演戏剧，所以我必须减薪50%。为了安抚我的情绪，他犹豫着提出了另一个方案。我可以完全停止演戏，成为一名导演，然后薪水保持不变。我作为演员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但几天后我就接受了。」

对此选择，奥菲尔斯辩称，在新岗位上，他会让演员完全按照他的方式来扮演各自的角色。「因此，我将通过演员来证明，确实应该由我自己扮演这个角色，而且我是一个比任何人想象中都更好的演员……」但他当时肯定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将创作出大约180部舞台剧。奥菲尔斯很快就以幽默的方式宣布了他的失败，不过这几句草率的话也无法掩盖他的成功。事实上，奥菲尔斯的成功之作还不少。

维也纳城堡剧院（Burg-Theater）给他开出了一份高薪的长期合同，这就是他作品质量的最佳证明。这么说是因为城堡剧院有着古老而庄重的传统，那里的一切都历久弥新，最年轻的演员都在50岁左右。在这个世界闻名的剧院的漫长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23岁的导演——除了马克斯·奥菲尔斯。

对于这一工作委任，奥菲尔斯的评价是：「在维也纳城堡剧院的整个经历中，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乘坐快速电梯的乘客：头晕目眩！命运把我安排在一辆由四匹骏马拉动的华丽的镀金洛可可式马车上，而我真正想要的是乘坐摩托车。命运让我坐上了一辆由四匹相配的马匹牵引的华丽的镀金洛可可式马车，而我真正想要的是骑上一辆摩托车。」

对打破常规的渴望促使奥菲尔斯回到了德国。先是法兰克福、布雷斯劳（译者注：该城市在二战后被割让给了波兰，现名为弗罗茨瓦夫），最后在柏林，他为自己的才华找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此外，根深蒂固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养成了一个有意义的爱好：在闲暇时间，他访问监狱，为囚犯们演奏或朗诵。迅速发展的广播网络给他带了一个新的出路，很快，不仅是他的名字，还有他的声音都在广播中被人广泛熟知。

但直到30年代初，钟情于戏剧的马克斯·奥菲尔斯都一直把电影院（除了查理·卓别林的作品）看成是廉价的露天游乐场，并因为它是舞台的竞争对手而更加鄙视它。

他看到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其糟糕的、难以理解的对白，使他的冷漠盔甲出现了一个缺口。他看到了正确使用声轨的巨大可能性，并产生了一个模糊的想法，即有一天他可能会尝试制作一部电影。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个新领域的工作开始于为安纳托尔·李维克担任对白导演，李维克蹩脚的德语和他的母语俄语一样难以被乌发电影公司的演员理解——这部电影就是《爱情别再来》。

《爱情别再来》

马克斯·奥菲尔斯与演员打交道的方式一定给乌发电影公司的高管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们允许他制作一部40分钟的故事短片，并让他自由使用公司的剧本库。其结果是一部令人愉快的短小喜剧，名为《我们喜欢鱼肝油》。

影片改编自是德国诗人埃里希·克斯特纳的作品，而拍摄脚本则由如今与迈克尔·鲍威尔一起引领弓箭手影业（The Archers）的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撰写。

这部电影在郊区的一家电影院进行了谨慎的试映：公众的反应非常好，两天后，它在柏林西区最大的乌发剧院继续放映。这个鲜为人知的小型胜利标志着电影人马克斯·奥菲尔斯的诞生。

在随后的《换得的新娘》中，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导演不仅邀请到了歌剧明星雅米拉·诺沃特娜（现今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工作，在《乱世孤雏》中扮演那位母亲）参演，而且还拥有极大的拍摄自由。他在盖塞尔加斯泰格的山上建造了一个完整的捷克村庄，并让真正的马戏团工作人员和当地居民在影片中客串，这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随着这部作品取得成功，而不仅仅是又一部「银幕歌剧」，奥菲尔斯的声望也水涨船高。

《换得的新娘》

当他还在拍摄《换得的新娘》的最后一场戏时，奥菲尔斯的一半意图和全部心思都已经放在了另一个项目上：改编自阿图尔·施尼茨勒同名戏剧的《情变》，这部作品将使他声名鹊起，而且证明了他的才华、纯粹目标和独立性。他没有接受制片人过于情绪化的做法和吸引票房的演员阵容，而是决定自己制作这部电影。

「我觉得这是一个与尚未被明星光环污染的年轻人一起拍电影的机会，」他说：「当然，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但很有趣。我相信，大多数年轻演员在经历大风大浪时都需要得到引导。财富、知名度、更好的生活——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构成青春魅力的羞涩和矜持都很容易丢失……」

为了避免这些风险，奥菲尔斯把当时几乎默默无闻的演员沃尔夫冈·利本艾纳（现在也当导演了）送到山区一个偏僻的地方待了三个月，并让他承诺对自己的工作任务保密。尽管业务经纪人抱怨说不喜欢「为演员的假期买单」，但事实证明这个实验是非常成功的。

《情变》

在女演员方面的试验也是非传统的，而且更加大胆。玛格达·施奈德是一位深受欢迎的歌舞片/喜剧明星，她似乎有点羡慕路易丝·乌尔里希常常饰演的半悲剧性角色，而后者似乎也对性格轻松的角色跃跃欲试。马克斯·奥菲尔斯灵光乍现，让她们打破以往形象、交换角色，结果也相当成功。

另一件引发轰动的事情是，一些配角是由顶级明星扮演的，包括古斯塔法·格林德根斯和奥尔加·契诃娃。「他们都是奔着施尼茨勒的剧作才来的，」这当然只是奥菲尔斯的谦虚之辞，他的个人魅力想必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部电影准备得如此充分，以至于在不到四周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拍摄。影片一经上映，就有很多人说它会成为「经典」。

这一切都发生在1932年。一年后，第三帝国的崛起迫使奥菲尔斯放弃了他的工作和祖国。他从未否认过自己的犹太信仰，而且他的朋友们都很清楚，他改掉自己的本姓奥本海默的原因只有一个：不让他的家族因为他的演艺生涯「蒙羞」。

奥菲尔斯去了巴黎，但《情变》的名气先他一步传到了法国。不久，一个独立的公司成立了，其唯一目的就是翻拍一部法国版的《情变》。影片的大多数主演都是为此特地来到巴黎，不顾纳粹可能实施的报复，甚至没有先问他们会得到多少报酬。

这是在法国拍摄的一系列电影的一个良好开端，奥菲尔斯本人对这些电影的评价如下：

《被偷的男人》：「为了生计拍的，凑合吧！」

《圣婴》（与作家科莱特联合编剧）：「滑铁卢。」

《温柔的敌人》：「这部电影获得了卢米埃奖，一家法国报纸称它为『不摆架子的雷内·克莱尔式作品』。不过有很多人因为它而讨厌我。」

《吉原》（改编自莫里斯·德科布拉的小说）：「日本演员早川雪洲和未婚妻讲着一口法语，非常国际化。」

《没有明天》：「我还从未看过这部电影的未删减版本。而我不被允许展示的东西恰恰是我最喜欢的。艾薇琪·弗伊勒是一位伟大的女演员！」

《没有明天》

在这些影片之间，马克斯·奥菲尔斯去荷兰拍了《理财纠纷》，在罗马拍了《众人之妻》，该片将伊莎·米兰达推上了大银幕。他还接受了苏联的邀请，条件是如果他喜欢这个国家，才会签署一份两年的合同。逗留两个月后，他回到了巴黎。

在拍摄《从梅耶林到萨拉热窝》的最后一场戏时——与艾薇琪·弗伊勒合作的一部优雅的历史电影，剧组的大部分技术人员都穿上了军装，赶往马其诺防线。很快，他也被征入法国军队——作为一名二等兵。

《从梅耶林到萨拉热窝》

这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将他从1940年的法国战场引向了美国。他途中的一个悲剧性站点是苏黎世剧院，他在那里制作了一些莎士比亚戏剧。本来如果他愿意签署一份声明，说自己是法国逃兵，就能让瑞士警方同意他留下来……

「美国当然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非常沮丧，」他承认道。「有些人信口开河给我开了一些空头支票，但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完全无所事事。我不太理解好莱坞体系的运作，直到有一天，一位大牌的电影公司高管友好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公司现在正在制作很多廉价的赚钱电影：惊悚片、西部片等等。但是有一天，董事会可能会决定开始制作高质量的电影。那时候我们才会需要你。』他的话很诚恳，但这意味着如果我一直等下去，可能会饿死。」

「我的机会来得出乎意料，普莱斯顿·斯特吉斯有一天偶然地看了《情变》，对我留下了印象。我首先被派去给霍华德·休斯干活，将普罗斯佩·梅里美的《高龙巴》改编成剧本（据我所知，这部电影尚未完成），然后我为小道格拉斯·范朋克拍摄了《飞龙传》。接着是《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和《情海惊魂》，《鲁莽时刻》在美国引起了一些关注，并促成了《德·朗热公爵夫人》这个项目，我实际上还跑到了巴黎，与葛丽泰·嘉宝和詹姆斯·梅森一起翻拍这部著名的小说。由于迟迟没有结果，我厌倦了无所事事地领取工资，转而主动地抓住了翻拍施尼茨勒另一部著名作品的机会——《轮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

《一封陌生女子的来信》

马克斯·奥菲尔斯带我参观了圣莫里斯工作室，给我看了《轮舞》的粗剪。毫不夸张地说，我觉得这是一部集奥菲尔斯之大成的作品。我没有掩饰自己的欣喜之情，同时也好奇地问他，在制作这部电影时，是否考虑过审查制度——无论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当然没有。在他看来，这是对施尼茨勒的作品和精神的亵渎。

「你真的认为英国审查员不会同意那些爱情场景吗？」他问道，声音里有一种真正的焦虑。「那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打击，因为，虽然我对英国知之甚少，但我对这个国家也有很深的感情。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我的儿子会在英国读书，我也可能会在那里拍一部电影……」

《轮舞》

「我很高兴再次回到欧洲，」谈到他的计划时，奥菲尔斯继续说道。「毕竟，这是我的精神家园，在我这个年龄，几乎不可能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我有一个模糊的想法，那就是我应该好好利用所谓的美国效率，在这里拍摄一些反映欧洲精神和欧洲情感的电影。即使在美国，这样的电影也有着不断增长的市场。」

「劳伦斯·奥利弗的《王子复仇记》确实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我相信，如果将让·季洛杜的《沙伊奥的疯女人》（La Folle de Chaillot）改编成电影——当然是英语片，也很可能同样地受欢迎……」

《王子复仇记》

当马克斯·奥菲尔斯谈到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时，声音的变化透露了他的感情深度，这在一个由于他的职业和充满陷阱的生活而可能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的人身上是不寻常的。幸运的是，他并非如此。他对电影的信念没有动摇；他蓬勃的热情仍然激发着他的朋友和同事们的想象力，他们在他身上不仅看到了一位杰出的电影导演，而且看到了一个优秀的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