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你确实没有一颗受精卵重要

作者：方君翊

美国法律开历史倒车的水平，令人惊讶。

美国最高法院于6月24日宣布，推翻有关女性堕胎合宪权的“罗诉韦德案”。从此以后，美国女性是否拥有堕胎权，由各州法律自行决定。

简单粗暴来说，美国妇女以后想堕胎，对不起，没宪法保护！

滑天下之大稽！以女权、LGBT理论横行霸道的美国，却公然倒行逆施，让女性连子宫内一枚受精卵的来去，都无法自行决定。

这对号称不断“进步”、不断“自由”的美利坚而言，岂不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于是，美国的女性们，暴走了。

纽约、波特兰、华盛顿、西雅图等大城市，支持堕胎权的女性们纷纷走上大街，举着标语，声嘶力竭地喊着“我的身体，我的选择”、“堕胎是基本医疗”、“最高法院保护枪支，却不保护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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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枚受精卵，与一个个活生生女性的生存战争，打响了。

美国的“堕胎史”

要说美国女人对于堕胎的抗争，还得追溯到1969 年的罗伊诉韦德案。

当年8月，美国德州的一个普通女服务生诺玛‧麦考维，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了。

然而，她本身便是一个居无定所的单亲妈妈，并没有能力再去抚养一个婴儿。

于是自然而然地，诺玛产生了堕胎的想法。

然而，当时的法律规定，堕胎是非法的，她试图前往地下诊所堕胎，但发现诊所也已被警察查封。

于是，1970年，诺玛化名“罗伊”，起诉了德州达拉斯县司法长官亨利·韦德，理由是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她的“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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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诺玛胜诉了，德州法院认为，德州刑法的反堕胎行为，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终止胎儿的妊娠是孕妇和医生之间的“隐私问题”，公权力不应介入。

但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诺玛只能生下孩子，并将婴儿送走，让他人收养。

在美国的“堕胎史”上，罗伊诉韦德案的成功，是里程碑一般的存在。至少在那以后，美国真正确定了女性拥有合法的堕胎权。

然而，几十年来，美国关于堕胎合法性的争议从未停息。

一方面，保守派认为，“胎儿”是一个“人”，因此胎儿的生命权受宪法保护。但是，法院认为宪法对“人”的解释都限制在出生之后，而不包括出生前。

围绕堕胎展开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的战争，不断撕裂着美国社会。

但在50年后，美国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定，让所有女性关于堕胎权的努力，一夕回到解放前。

不仅如此，美国保守派大法官萨穆埃尔·阿利托，还在主要意见书中写道，“罗诉韦德案”的相关裁决“是错误的”。

全美震动。

英国《卫报》直接表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决定，加速了美国社会分裂，没人知道这最终会“引领美国走向何处”。

尽管美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禁止堕胎，但法案一出，已经有26个保守州确定或者正在考虑禁止堕胎，全美多地的堕胎机构，正在纷纷关闭。

就在28日，密苏里州最后的一家合法的堕胎诊所关门大吉，密苏里州也由此成为半世纪以来，美国第一个完全没有合法堕胎诊所的州。

如此荒诞。

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知名美剧《使女的故事》中的一幕：使女躺在女主人的身下，代替女主人与男主人发生性行为，仅仅只为了怀孕、生子，且生下的孩子，也被剥夺了抚养权，天然属于男女主人。

图片来源 / 《使女的故事》

完全丧失了身体的自主权的使女，沦为了男权社会的生育工具与性奴隶。

而这，会是当代美国女性们最终结局的写照吗？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该出生

当我们讨论美国堕胎权时，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美国国家性暴力资料中心的数据显示，约有五分之一的女性，一生中会有遭受强奸的经历；而在年满45岁时，美国近四分之一的女性有堕胎经历。

两个数据结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许多女性的怀孕，并非是出于爱情的美好结晶，而是在暴力、强迫与性侵犯下，所产生的恶果。

那么这些象征着苦难的孩子，真的应该出生吗？

就算出生了，他们可以拥有一个正常的人生吗？

美国此举，无疑是在强迫女性，生下这些“罪恶的产物”。

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心理学家安娜·米勒娜·吉尔说：“强奸之后的怀孕意味着双重噩梦，被害人不仅记得自己遭受的袭击，还要在自己的体内将袭击转化成活生生的实体。”

有研究统计表明，美国每年会发生两万五千至三万两千起强奸受孕。

其中，有一半人选择了堕胎，十分之一的人发生了“自然流产”，其他人则将孩子送进了领养机构，仅有不到10%的人会选择留下孩子。

道理很简单：当无辜的你被子弹打中，你会接受这枚子弹在你身体里留存十个月之久才能取出，以后还要终其一生、将其当作珍贵礼物般日日疼爱吗？

当我们在讨论女性是否应该有堕胎权时，其中的核心，是“女性是否拥有自己身体的决定权”。

没有哪个女性愿意将控制自己子宫的权力拱手相让。

而显然，美国政府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

在此轮马上宣布堕胎违法的美国十三个保守州中，有八个州明文规定，只有在孕妇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才能进行堕胎。

除此之外，哪怕是女性“被强奸和乱伦”，也必须把孩子生下来。

不仅如此，为了“以绝后患”，这些州还表示，将为“非法”实施堕胎手术的医生定罪，刑期可达10-99年。

那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如果一个女性不想生育，但只要男性想要孩子、并施以暴力手段让女性怀孕，女人就只能逆来顺受？

美国此举不仅是对女性的残忍，也是枉顾这些孩子将来命运的草率决定。

研究表明，意外怀孕，是最早可识别的虐待和忽视儿童的风险因素之一。

肯尼亚贫民窟的一位30岁女性萨拉，在一次强奸后意外怀孕。

由于肯尼亚的限制堕胎的法律，她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终止妊娠。尽管她在地下诊所中尝试了两次危险的堕胎手术，但却都失败了。

于是，萨拉生下了儿子凯尔文。但每次看到凯尔文，她“都会想起那个强奸犯的嘴脸”。

她对《外交政策》的采访记者说：“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接受这个孩子，他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我一直在殴打他。”

可悲的是，无论是萨拉还是凯尔文，都只是这起强奸案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做错什么，却要一生都背负上沉重的枷锁。

就算排除“强奸、乱伦”这样的极端情况，也不是所有自然受孕的孩子，都应该被带到这个世界上的。

从2000年以来，全世界每年出生人口约为1500—1800万之间。

而其中，有80万到120万左右是天生的畸形儿，占比超过了5%。

但在医学技术的进步下，其实有一大部分胎儿的“天然缺陷”，是可以在孕检中被排查出来的。

明知孩子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却依旧坚持要母亲将其诞下，难道就是正确的决定了吗？

没有人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出生。

日本作家滨口结衣，笔名“小丑的母亲”，写了一本《刚出生就被称作小丑的儿子》的书，讲述了自己诞下一个天然患有“丑角性鱼鳞病”的儿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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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口结衣的儿子贺久，甫一出生，外表就让人毛骨悚然：

全身泛红的皮肤，一片一片如鱼鳞般剥落，耳朵也是变了形，刚出生就处于假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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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疾病是要伴随一生的，无法完全治愈，患者还会随时面临着被病毒感染入侵的危机，一辈子都需要活的小心翼翼。

于是，日渐长大的贺久，每日都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皮肤会经常处于瘙痒疼痛难耐的状态；害怕阳光，即使在夏天，也只能穿长袖长裤。

而且由于皮肤的敏感性，洗澡成为了贺久的酷刑。温柔的淋浴水花，带给贺久的只有无尽的疼痛。

小时候的贺久，在洗澡总会哇哇大哭，有的时候还会喊着“救命，不要……”

比起身体的痛楚，更难接受的是旁人的目光：

“那是个怪物吗？”

“好可怜、是被全身烧伤了吗？”

“那个孩子究竟是啥呀！”

诸如这样的话语，萦绕在滨口结衣与贺久的生活中，与贺久同龄的小朋友们，也因为其与众不同的外表，而恐惧于和他接触。

无疑，孕育、抚养、照顾贺久的滨口结衣是伟大的，她不但承担起了一个母亲的责任，还努力写书科普，企图让更多的人理解并接纳“丑角性鱼鳞病”这种罕见疾病。

但对从出生就进入“地狱模式”的贺久而言，是否也会在有了自我意识后思考，这样的生活，真的是他所想要的吗？

如果可以选择，他一定会愿意被生下，从而面临这样的人生吗？

如果你是他的母亲，在知道这个孩子出生后锁会面临的一切，你还会执意要生下他吗？

我们承认，苦难从不伟大，伟大的是从苦难中站起来的人。

但有些苦难，明明就可以被掐灭在诞生之初。

何其可悲。

当堕胎成为“地下产业链”

当一件事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但却因不合法合规无法出现在社会明面上，会发生什么？

答案是，一条地下的产业链，由此诞生。

其实，早在“罗诉韦德案”确立女性堕胎权益之前的美国，地下堕胎产业已经蔚然成形。

这条产业链中，有专门的联络人、医生和手术场所，为想要堕胎的美国妇女服务。

然而，不透明的价格、资历不明的医生、和未经消毒的手术环境，无法给予她们任何保障，很多女性曾为之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1960年前后，美国每年大约有5万名女性死于生育，其中因非法堕胎或自行堕胎致死的，占死亡人数的20%。

根据真实事件所改编的法国电影《正发生》，就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女学生安娜因意外怀孕，不得不冒着犯法的危险，寻找地下堕胎办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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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法国，堕胎属于重罪。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安娜铤而走险，选择了地下堕胎。

然而在此过程中，她遭到医生的欺骗，被注射保胎药物，自行堕胎亦无果，最后找到一位秘密行堕胎术的女医生，终于实现人工流产。

在寻求堕胎办法的时间里，安娜与家人发生矛盾，被同学孤立，被老师怀疑，成绩一落千丈，几乎无法毕业，身心均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这是电影，也是事实。电影中的安娜，是不幸却也幸运的。因为比起顺利堕胎的她而言，许许多多活生生的女性，在不合规的地下堕胎诊所中，与她们腹中的胎儿一道，失去了鲜活的生命。

2021 年，世卫组织统计发现，每年约有 4.7%～13.2% 的孕产妇，死于不安全的堕胎。

同时，禁止“堕胎”，并不代表禁止“流产”。

所以，许多想要堕胎的女性，在寻求合法合规的途径未果后，会选择非常极端的“土方法”，企图让胎儿“自然流产”。

猛灌洗衣液、消毒水，甚至用铁钎往子宫狠插……在60年代的美国，一些女性甚至学习100多年前的“衣架堕胎法”，把衣架强行塞进身体，企图实现“胎死腹中”，这一行为，导致了大量怀孕女性的死亡。

医学顶刊《THE BMJ》指出，根据过往的研究，如果美国全面禁止堕胎，许多意外怀孕的妇女将被迫进入生产过程，与之相关的死亡人数，预计将增加 20% 以上。

说到底，在支持取缔堕胎权的美国人心中，女性的生命，也许真的没有一颗受精卵来的重要。

说好的“自由”与“平等”呢？

大漂亮国，打脸不疼吗？

“坏选择”，不代表可以“没选择”

其实选择堕胎，确实是一个女性避孕手段中的下下策。

任何一个普通女生，在对生理有了初步了解后，都应该知道堕胎给女性身心带来的巨大伤害。

但“这是一个坏选择”的论调，不能成为女性做出选择的权力，可以被肆意剥夺的理由。

纵使我们有千百个方法去阐述“不想要就不该怀”、“女性应该保护好自己”、“不该剥夺孩子出生的权力”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

但我们也应该承认，无论何时何地，可以随时选择“及时止损”，是生而为人最基础的权力之一。

美国此举，恰恰是在剥夺一个“人”决定和处置自己身体行为的基础权。

一个女性，可以在得知自己怀孕后喜极而涕、欢欣雀跃，她自然也可以眉头紧锁、焦虑不堪。

一枚受精卵，到底是不是“上天的礼物”，只有其孕育者可以决定。

我们不支持堕胎，但我们誓死捍卫每个女性选择堕胎的权力。

只因每一个女人在成为母亲之前，首先只是一个“人”。

参考资料：

1、丁香医生，《堕不堕胎，不归女性管了？》

2、澎湃新闻，《女性失去堕胎权有多惨？》

4、纽约时报，《被强奸而怀孕，我选择了堕胎》

4、东京新青年，《全身皮肤剥落，耳朵变形，怕见阳光，日本妈妈生了个“鱼孩子”几近崩溃后却做了这样的选择…》

5、外交政策，《女性如果不能合法堕胎，等待她们的将是非法诊所、虐儿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