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女子参政”：为何唐朝时期女子参政社会现象频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的地位也越来越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更多的女性为社会民生，国家建设等各个方面努力奉献。

古时候更是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说法。而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从女性参政的持续性，社会覆盖性，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来看，无一不体现了唐代女性在政治活动中的伟大贡献。

一、政治文化环境下的必然产物

1、大唐盛世，文化开明

唐朝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中，政治环境较为宽松，社会风气较为开放的封建王朝。尽管以儒家为指导的封建礼法依然是社会思想的主流，但唐代的妇女们依然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逐步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著名教育家颜之推曾经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记录到“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由此可见当时邺下地区的妇女治家地位之高，越来越多的妇女妻子去做为夫诉怨，为子求官等抛头露面的事情。

当时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政治环境上有所不同，长期游牧的生活方式使得少数民族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北朝的历史上，就已经有了妇女参政入仕的先例。

唐朝源自北朝鲜卑胡族，自然承袭北朝制度，再加上唐朝统治者常年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聚居而生，唐朝的社会文化则带有了浓厚的少数民族色彩，而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自然也不再是只有传统礼教的束缚，尤其是处于社会上层的阶级女性，更是催生了“为国入仕”的积极思想的萌芽。

唐代以来，社会所奉行的主流思想也与前朝有所不同，汉代之后的儒家独大的思想地位主导社会，百姓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唐高祖立世以来，大力倡导佛教和道教的发展。

从佛教的“人人皆有佛性，心中有佛，人人皆可成佛”，打破传统的尊卑等级观念；到道教的“天法道，道法自然”，不断强调个体自由的发展和解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唐代女性的思想追求，为唐代女性参政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2、制度完善，提供沃土

唐代女性的思想环境放松之后，社会层面的其他方面也为女性参政创造着有利条件。自从隋唐科举制度不断完善以来，社会上的教育教学逐渐地突破了以往的阶级限制，从官署到民间学堂，社会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书籍资料的传播也比之前更加方便快捷，读书风气也更进一步，民间更是出现了“三尺童子耻不言书”的社会风气。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不同于前朝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社会风向上逐渐开始鼓励女子入学，唐代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而才女更是能被人广为称颂。

李华在《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更是写到“妇女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更有宋若莘、宋若昭两姐妹编撰《女论语》一书，被世人称赞为“女圣人”，宋若昭更是进宫担任了尚宫一职，积极入仕。

说起女性入仕，不得不提的就是唐朝的女官制度。自周朝以来，女官制度就已经开始逐步发展。

女官制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朝廷官僚队伍，而是皇帝制度下的后宫制度中的一小部分。女官的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皇宫内部，所管辖的人员和事务也大都集中在皇宫内部，主要工作内容便是维护后宫的秩序和日常事务。

最初的女官制度并不完善，大部分女官管理后宫事务的同时，还兼顾着皇帝嫔妃的身份，在事务处理上难免会有失偏颇。

汉代之后，女官制度才开始小有规模，并且等级制度非常森严，并且汉廷逐步开始赋予女官品阶和爵位，很大程度的改善了女官在朝廷官僚中的地位。而直到唐代随着三省六部制度的完善，女官制度也自成体系，上下阶级严明，职责分工明确。

唐代的社会舆论发展以及社会教育的普及程度，为女性参政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前朝以来不断发展的女官制度也为唐代的女性参政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更是出现了上官婉儿，千古女帝武则天等优秀的女政治家。

二、事有两面，各有利弊

1、女性平等，彰显政治价值

提起女性，大家往往更注重情感方面的表现，反之男性似乎更像是理性的代名词，这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更是历史已久。而理性高于情感的社会舆论偏向，也导致了一直以来女性的内部力量不被重视。

然而纵观武则天当政期间，百姓人数较之于唐高宗时期达到倍数增长，重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拓宽商业领域，铸造业纺织业等产业百花齐放；不断完善用人制度，创立殿试和武举，平衡选拔各类人才，稳定政治根基；注重古建筑的修建以及古文化的开发和保护，加大科举难度，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史称“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由此可见，女性依然可以高效稳妥地处理国家事务和社会民生。从古至今，也不乏很多杰出的女性代表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二十世纪初，女性应有的政治权利开始受到法律的保护，1920年，英国成为了首个规定女性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开始被赋予选举和被选举权。

从1940年的图瓦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女主席，到1960年斯里兰卡的第一位女总理，再到享誉国际的“铁娘子”英国女首相。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决定了历史文明的发展，女性参政，无论是对百姓民众，还是对社会事务；无论是对于物质文明，还是对于精神文明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优秀的女性活跃在政治领域，奉献自己的能力发光发热，更是为社会性别差异的改变做出了巨大努力。

所谓的情感色彩也并不能作为反驳女性参政的主要观点。根据诺丁斯的关怀理论可以发现，相互关心即关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孔子的“仁”便是关怀理论的一种体现。以武则天为例，女性在处理政事是更能注重到关怀理论的应用，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充分地发挥了情感对于政治维系的良性作用。

2、事无完美，更有局限

即便唐朝的民风开放，社会舆论宽松，但是社会发展的主流依然是父系氏族的发展。孔子的儒家伦理道德根深蒂固，社会普遍要求男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对女性的要求却是“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置权力更多的还是被男性掌握在手中，女性则不断的被各种势力所禁锢。

而当女性不得不出现在政治领域之时，比如为辅佐幼帝垂帘听政的韦后等人，为了女性涉足政治领域带来了一丝希望。然而，以男权为主宰的古代社会并不是这种萌芽顺利生长的沃土。韦后参政之时，就有朝中大臣上表，认为女性更适合主持中宫，国家兴亡不应该系于一位女性身上。

武则天时期，骆宾王更是上书《为徐敬业讨武肆檄》，徐敬之等人更是在在扬州发动叛乱；著名的“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说的便是在安禄山之乱中被禁军讨伐致死的杨贵妃。

由此可见，女性参政在历史的洪流中并不被认可，女性的参政更被命名为“干政”，是“违世道而行之”。古代社会文明的价值取向，社会实践机制的运行，每一项都深深地刻上了父权制度的烙印，这也是古代女性参政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明清时期更是达到顶峰。

抛开女性参政的政治价值来说，女性参政同样使得女性在婚姻中，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改变。随着社会层面女性地位的提高，唐朝时期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婚姻自由，对于夫妻李毅和再婚再娶大体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社会舆论也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而在日常生活的相处中，一部分男性也逐渐认识到家庭关系当中女性的重要地位。

从唐代的女性参政来看，她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发光发热，为国家事务贡献自己的力量。

政治上她们信奉“以德为先，德才兼备”，而这种民本思想应用到家庭上，便体现了她们对夫妻关系，母子关系的新的理解，从“夫为妻纲”到“夫妻平等”，从“父为子纲”到母子关系同样重要，而这种价值标准的变化更是体现了女性伦理追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