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库乌雾:同构同辉的双语人生

阿库乌雾:同构同辉的双语人生

“远古的时候，彝族先民中有一对父子为了寻找‘天边’启程，一路上，经过了无数的坎坷与艰辛，父亲最终在途中老去，儿子继续艰难跋涉，终于回到了起点……” 　　小时候，听着祖母这个故事，阿库乌雾在想：我也要去寻找自己生存世界的“天边”，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多年以后，这个勇敢走出“普龙拉达”山寨的彝家儿子变成了“罗庆春”，远离故乡，成了当地的第一名大学生，成为了大学教授、学者、诗人。　　然而，“远离而后回归”的命运之旅早已注定。　　“罗庆春”继续艰难跋涉，终于回归了“阿库乌雾”…… 　　“罗庆春”是“阿库乌雾”的汉语名字，从20岁开始以彝语写诗并坚持彝汉双语写作至今，他先后出版的彝语诗集《冬天的河流》、彝语散文集《虎迹》填充了彝族母语文学史上诗集与散文集的空白，还出版了《走出巫界》《阿库乌雾诗歌选》《密西西比河的倾诉》《神巫的祝咒》等汉语诗文集及各种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集、评论集。2006年4月在美国出版彝英对照版诗集Tiger Traces。　　近日在京举行的“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作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的阿库乌雾以特邀主讲嘉宾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指出母语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他通过“用生命为彝语放歌”的亲身经历，阐明少数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立场和精神抉择，是对本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坚守—— 　　记者：您生活在“罗庆春”的这个汉语名字及它代表的世界里，也生活在 “apkup vyt vy”(阿库乌雾)这个彝族名字和它代表的文化里，这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与生命世界的转换，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阿库乌雾：我把“罗庆春”这个符号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称为“遭遇汉语”；我把“阿库乌雾”这个符号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视为“捍卫母语”。其实，这两个名字、两种符号体系的同时获得，是出生并生活在“多元一体”的当代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人必然的文化命运和精神遭际。作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无论有没有一个汉语名字，汉语已经不可否认地成为我们的“第二母语”，我们必须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汉语文明以开放的胸怀深入学习，才有资格成为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合格的文化人和书写者。我在日常生活、现实生活层面更多地使用“罗庆春”，而在精神生活、灵魂生活层面自觉不自觉地进入“阿库乌雾”的世界。我曾经对自己提出过一个要求：要在汉语和母语之间来去无牵挂。当然，虽然我没有第三个名字，但还必须拥有“第三个世界”，即西方文化、西方文学艺术的世界。上述三种语言的文化、人文精神和个人的审美艺术实践成为我的彝、汉双语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文化根基、精神内涵和美学追求。　　我一直认为，只要真诚地体验生命，深潜到人性的底部，世界是相通的。在与国际国内诗歌界的交流中我发现，即使是跨国际、跨语际、跨种族、跨文化的人类共通性的命题，也是可以用母语诗歌去思考和回答的。当然绝对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具象与抽象高度统一的语言艺术实践。我在旅美诗集《密西西比河的倾诉》中做过一些尝试。　　记者：应该说，您是理性而自觉地活在双语的世界里，您说过“绝不简单地盲从任何一种，将自我自觉地置于双语遭遇的深度焦虑、深度尴尬与深度旷达、深度通脱之中”，在生活中，这种深度焦虑和深度通脱指的是什么？对您的诗歌创作来说，这种深度焦虑和深度通脱指的是什么？能不能具体谈一谈实际创作中的感悟？　　阿库乌雾：拥有双语或多语能力的少数民族作家，必然遭遇对多重文化背景的“深度焦虑”，同时，也因此获得“深度通脱”的精神创造契机。首先，他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母语文化与汉语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以及个人文化立场、价值观、审美观与时代文化发展趋势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次，他们必须正确面对母语、汉语、外语或通过汉语获得的西方文学素养之间的内在关联。比如用母语抒写汉语世界、汉语文化，用汉语抒写母语世界、母语文化，以及当代西方文学对母语创作和汉语创作不可避免的影响等等。再次，通过文学创造过程体验到的多元文化、多重精神文化背景的深度碰撞、深度融会必然带给民族作家广阔的艺术创造空间。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作家将成为本民族传统文化深度变迁的见证者、记录者，同时成为新时代民族文化和语言艺术审美创造的开拓者和践行者。　　记者：您试着“用第二语言来保存母语文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和做法？　　阿库乌雾：优秀的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必然带着一种对族群记忆的追述，对传统人文精神现象的深描，对母语文化的深度撰写等品质和价值。一部优秀的、史诗性的少数民族文学文本，就是一部该民族的文化史、精神史和心灵史。面对当下彝族母语文明体系正在全面坍落的时代，我以为用汉语来抒写、呼吁并唤醒部分已经或正在丧失母语能力的本民族成员的文化自觉和母语意识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所以，我的母语写作倾向于母语现代语言艺术的探索，而我的汉语写作，有意无意地倾向于“人类学写作”。　　由于中国文化特殊的历史沿革，由于汉语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地位，由于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当代彝族人来说，“彝族汉语文化”建设与“彝族母语文化”建设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会继续坚持用彝语和汉语创造“彝族母语诗歌”和“彝族汉语诗歌”；继续用我的诗歌谱写自己彝汉双语同构同辉的双语人生。

记者：谈到彝族，读者可能熟知的是彝族的一些符号：如虎、火把、鹰、黑色、大凉山、小凉山，这些词汇对“阿库乌雾”和“罗庆春”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在您的汉语创作中，如何把作为彝族诗人的感受表达出来？　　阿库乌雾：我会努力通过具体的赋诗运思的语言艺术审美实践，用现代诗歌艺术精神和美学思想去折射出这些“原始意象”或“原型”的现代意义。我的写作使命是打通古老的、母语的彝族文化精神与现代的、汉语的彝族文化变革时代的时代精神之间的脉息，诗意地揭示这些文化意象的原始意义，同时使其焕发出现代光芒，具备现代审美价值，让彝族文化真正自觉地迈进彝、汉双语叙事、双语抒情共生共荣的崭新的历史时期。　　由于“罗庆春”的写作是把“阿库乌雾”世界的人文传统和文化根基作为艺术精神背景的，我的汉语诗歌几乎没有必要提到“彝族”这个概念，因为我的思维方式、审美意识、认知方式和价值追求上必然带着来自“阿库乌雾”世界的痕迹和特性，并从言、象、意等层面反映出独特的彝族诗歌审美的特色。　　记者：彝族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有伟大而深刻的母语叙事和抒情传统，这些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现在面临冲击，您说过“随着我的汉语思维与汉语叙事能力的不断提高，我身体内的母语语感、母语思维、母语智慧日渐削弱乃至萎遁。为此，我时刻承受着来自内心世界莫名的悸动与恐慌”，那么，您希望您的创作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做点什么？　　阿库乌雾：第一是通过彝、汉双语艺术创造记录和见证这个正在消逝的母语文明传统，实践和实现“消逝中的坚守”。第二是借助个体生命的感知能力、智慧和悟性，以及艺术天分去深入体验和领会这样一些问题：一种母语文明体系的得失对于一个个体生命的全部生命历程到底意味着什么？有无不可弥补的过错？该担当多少责任？第三是因为有这样的民族历史文化危机，民族作家才获得了一个空前的民族文化转型与人文历史异化时代的精神创造机遇和美学实践自由，应该自觉地予以珍惜。只要深入领会这三层意思，我想，我的文学创作对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自然凸显出来。　　记者：您博客上的标语是“母语，消逝中的坚守”，但和很多民族诗人或作家不同，我注意到您谈到古老文明不可避免的消逝时，在为此痛心和呼喊的同时，还有一种开放和积极顺应的态度，对您来说，坚守和顺应的是什么？　　阿库乌雾：基于彝族人的生命观和世界观，所谓消逝与存留、变与不变、生与死都不是绝对的。对于诗人来说，对时代历史变迁的洞察，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责任。而通过艺术创作来探索未来发展之路，更是人文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重要使命。没有坚守，会丧失文化根基和精神脉络；没有顺应，会掉进固步自封、作茧自缚的困境。我一直认为，把握好“坚守”与“顺应”之间的文化精神分寸是决定一个个体或一个民族能否在时代历史的大浪淘沙中稳健发展的关键。一句话，谁能通过文化传承与创造，将古老的彝族文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地带进现代化时代，谁就是这一古老文明合格的当代传人。　　记者：这些年，您先后应邀到国内外20余所高校就彝族母语诗歌、彝族文化与文学、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等主题举办讲座，并于2006年在美国出版了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英对照版诗集Tiger Traces；2009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音乐厅内，您朗诵的母语诗歌《招魂》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您觉得，是什么让西方文化界关注并认同您的创作？　　阿库乌雾：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理解：第一，在文化相对论和东方崛起的背景下，西方知识界开始对全球弱小民族文化的消逝现象予以真切关注；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文化和审美风格同质化情况日渐严重，西方读者渴望读到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立场、审美意识、思维模式、认知方式和精神价值的作品；第三，我坚持用母语创作并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诗歌朗诵风格；第四，我“用母语跟当代世界诗坛对话”的信念，以及用母语诗歌创作来唤醒世界各国、各族的有识之士，要高度重视保护世界范围内正在消逝的少数族群母语的立意和行动感动着他们；第五，与我的诗歌英译者高水平的翻译和其在该领域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有关。优秀的翻译对我的彝英对照版诗集的顺利出版及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很多西方读者不断发出感叹：阿库，你的诗歌的英译作品是一流的翻译。

记者：您觉得对今天的年轻彝族学者或作家、诗人来说，如何承担传承彝族文化和继承彝族母语创作的重任？　　阿库乌雾：我对我的学生说过这样的话：“谁放弃母语，谁就放弃了尊严；谁放弃外语，谁就放弃了未来。”由于外来文化强劲持续的冲击和母语文化历史性的传承危机；由于生存压力和利益驱使，要让年轻人心甘情愿地传承母语文化，保持母语叙事与母语抒情的完整性和体系性，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觉得首先要依靠国家本着实施“科教兴国”和“文化兴国”战略而继续推行的客观、科学的民族语文政策；其次，要依靠彝族母语高等教育来培养彝族母语文学后备人才；再次，要加强彝族母语文学的汉译、英译等对外交流与传播工作；第四，彝族地区各级政府要大力发展彝族母语歌舞、母语广播电视、母语报刊、母语影视戏剧等多媒体传承与传播事业，促进彝族母语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对于一个彝族学者或作家、诗人来说，能够直接运用母语进行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活动固然很好，如果做不到也不用紧张，因为他的人生起点和精神归宿都无法离开母语世界。不管他是否在具体地使用母语，他的一切文化创造行为可能都无法脱离母语文明来实现。实际上，他还是在“广义的母语”范畴内为继承和创新母语文化事业做着应有的贡献。　　记者：我注意到您近年来举办了很多关于母语文化、创作、评论的论坛和学术研讨，在这些理论交流的过程中，您对民族文学的创作态势和理论建设有什么样的整体印象？　　阿库乌雾：给我最大的印象是：由于受到世界文化多样性理论思潮的影响，国内一些主流的文学史家、文艺理论家开始反思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发展的缺憾与不足，在关注中国文学史本身的客观构成过程中必然重新发现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一些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家也都参与到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研讨热潮中来，先后提出并围绕“少数民族古典文论”、“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多民族文学史观”、“民族文学理论与方法”、“民族文学学科建设”、“少数民族母语文学”、“世界少数族裔文学比较研究”等一系列命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正在逐步达成一些共识。　　当然，在本体意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方面，我认为必须以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学、母语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发掘、研究与发展作为前提。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综合的、整体的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才是可行的。因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对于本民族是分支性的文学存在形态、文化书写方式和人文载体；而针对整体的中国主流的汉语文学来说，“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也是属于分支性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这个命题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记者：您谈到，在当代多元化的世界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多种价值观念的渗透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如何在多重压力下顺利实现彝族文化的转型是当务之急。对彝族文学创作来说，如何转型？　　阿库乌雾：彝族文化的转型可以理解为：第一，文化主体变迁。从原有的农民主体、母语主体正在向知识分子主体和汉语主体变迁；第二，文化观念变迁。原有的乡土文化、山寨文化、农民文化、母语文化观念遭到空前的冲击，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转变。第三，文化模式变迁。从原有的原生文化形态与文化模式逐步向现代文化形态与文化模式转变。第四，文化载体变迁。从原有的单一母语载体逐步踏上母语与汉语并行的双语表述形态。　　彝族文学的转型主要包括：文学主体变迁，从民间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体创作；文学主题变迁，从乡村主题到都市题材的兴起；文学读者对象转变，从原来的本民族读者到当下的世界各民族、各层次读者的介入；文学审美观念变迁，受中西各类文艺思潮和哲学、美学流派的影响，彝族文学审美旨趣、审美意识和艺术精神境界发生了空前的变迁。另外，当代彝族文学已经不可阻挡地进入彝汉双语文学并行的时代，同时，当代彝族文学也正处在空前的艺术观念创新的时代。彝族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前瞻性地了解这些变迁事实，逐步引领或全面推进彝族文化或彝族文学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记者：您的诗歌穿行于神话、传说、巫术、仪式中，很多彝语命名的诗篇充满了异域气息，这些独特的意象和文学感受对读者来说新鲜而丰富，是不是可以说，其实民族诗人本身有自己的文化优势？　　阿库乌雾：其实，不论什么时代、什么民族、什么国家的作家诗人，他们在自己认同的民族身份、时代身份和文化身份中都会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源或文化优势。但是，这样的资源和优势又是处于同时代的全民族成员共享的。可以这么说，没有永远专属于个人的资源优势。真正的优势是作家诗人“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创造力。

延伸阅读：关于阿库乌雾　　阿库乌雾：男，彝族，彝名阿库乌雾、九三社员，1964年5月生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1986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其间于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进北京大学中文系骨干教师进修班进修；1999年9月至2000年7月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作国内访学学者。现任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理事。　　于1984年开始发表彝文作品，1986年以后从事彝汉双语创作，先后出版的主要著述有：诗集《冬天的河流》（1994年，彝族母语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诗集）、《走出巫界》（1995年）、《虎迹》（1998年，彝族母语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散文诗集）、《阿库乌雾诗歌选》（2004年）；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集《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论》（2001年）、《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合著、2001年）、《栗原小荻现象争鸣》（主编、2001年，）、《萨仁图娅、栗原小荻短诗艺术研究》（编著、2003年）、《南永前图腾诗赏析》（合著，2004年）、2006年4月在美国出版彝英对照版诗集《Tiger Traces》，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共15部著作。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5篇，其中，有5篇学术论文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和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先后于1992年、2001年和2006年荣获四川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奖。2004年6月参加四川作家代表团赴俄罗斯访问考察；于2005年3月至6月应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邀请赴美讲学。2006年11月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Seneca学院、韩国新丘大学、仁济大学访问考察。目前致力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