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月娥：我不是一个喜欢斗争的人，但望下届政府要“不怕斗争”

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 这两年有了香港国安法，但是西方媒体或外国政客都没有放过我们，每次都是抹黑我们。这几年其实看得很清楚了，所有地缘政治冲突，都是向着压制中国来的。

- 人不能来，企业要走，我担心香港会失去我们的国际地位。

- 如果因为受到批评、有负面的看法，就不做这件事，香港就失去了太多的机会。

- 我42年来没有一刻，真的没有一刻，觉得当时做错了，也没有一刻，觉得自己是没有能力的。

回顾2019修例风波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这个过程可能难以避免”

吴小莉：您曾经说，在您的任内能够实施《国安法》是您的骄傲，但是您说在香港要实施《国安法》其实有很多困难。

林郑月娥：首次要进行立法的时候是2003年，因为有很多人反对，失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有关国家安全立法的工作就被妖魔化了。所以你看，几届政府对这个议题都最好不提。很多传媒都常常会问特首、司长、局长，你任内要不要进行基本法23条的立法？我看到的答复一般都是比较模糊的，包括我本人刚上任的时候，也是比较模糊一点。但是到了2019年，发生了这么大的暴乱，而且非常明显有一些势力利用香港来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老实说，你3、4年前在香港谈外部势力，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很多官员也不认同。有的事情还是要经过很强烈的过程，我们才提升了认知。

这几年其实看得很清楚了，所有地缘政治冲突，都是向着压制中国来的。只要这件事，有人觉得可以发挥成一件更大的事情，它都会有这种反应。所以回顾这一段历程，我都说是一个很伤痛的过程，但是要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要保障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这件事可能是无可避免的。

人不能来，企业要走

“我担心香港会失去国际地位”

吴小莉：您提到，香港必须要重新对全球开放，您是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

林郑月娥：过去两年半，整个航空事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不单是香港，但是为什么过去几个月，这个议题变得这么严重？就是因为其它地方已经开放了。奥密克戎的传播力是很强的，不过病症很轻微，大部分人没有病症，也不需要进医院，所以其它国家在平衡经济、民生的需要之后，他们就逐步开放。那么这对香港来说就没了优势。但是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困难。

吴小莉：如果再不对全球开放的话，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林郑月娥：我担心香港会失去我们的国际地位，人不能来，企业要走，香港的国际地位肯定要受到影响。

首先，我必须要说明，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在公共卫生的领域是有高度自治权的，中央、卫健委有给我们意见，也派专家来协助我们，但从来没有要求香港做什么事情。我们的企业、居民跟内地的关系都非常紧密，我们做防控政策的时候，不能不评估对于香港经济的影响，不能不关注香港居民能不能接受。所以每一次决定都是非常困难，但是也只有我作为特区的首长能做这个决定。

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提出政府架构重组

为什么不早做？

2021年10月，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提出特区政府架构重组。包括设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重组民政事务局为青年及地区事务局等。

吴小莉：您提出政府架构重组，是什么样的契机和时机，让您觉得需要做这样的重组？

林郑月娥：我们的政府架构必须要与时并进。比如这几年，我们有了这么好的西九文化区，有很多文化保育的项目，但是都没有一个文化局，有人说，你的名都不正，那事怎么会顺利呢？所以要成立一个文化局，其实在香港长期有一个共识的。

好了，那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你当行政长官的时候，你都不做这件事？因为不能做。每一次政府架构重整都是需要立法会的通过，我的上一任行政长官，他当选后也尝试了两个月，都不能通过。我明知道我当时面对的政治环境比他还要差，因为经过了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我们建制派的席位又减少了，反对的力量在立法会增加了。要是明知不能做成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但是到了去年，中央为我们完善了选举制度，现在的立法会是爱国者治港，这样的环境下，这件事就能做了。做成之后，无论之后的行政长官是谁，我都愿意做。

五年特首生涯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吴小莉：做特首这五年，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林郑月娥：最大的收获是对“一国两制”有了很深入的掌握。当然，我不能说我们不理解“一国两制”、不熟悉基本法，但是没有经过这个阶段，你很难明白，其实基本法每一个条文，都是充满智慧的。要是我们用得好，香港的前途就非常好，但要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问题就会很大。

我觉得回归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存在错误的理解，好像“一国两制”是平等的，其实它不是平等的。

我上任的时候，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香港视察，为我们监誓。当时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就把“一国两制”的内涵、把什么是红线，讲得很清楚。现在看回头，我当特首的头一年多，没有学好这个深层的意义，还是要经过这么大的困难，有了亲身体会，才觉得习主席一开始已经给了我们非常清楚的指导，只要按照这个做，香港还是国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寄望下届政府“不怕斗争”

“斗争是为了保护自己”

“西方没有放过我们”

吴小莉：您曾经说，寄望下届政府勇于斗争，讲事实、讲清楚，采取应该采取的行动，为什么会这么说？

林郑月娥：我的说法是要“不怕斗争”。其实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是一个善于斗争或喜欢斗争的人，能包容的，我还是选择包容。但是我为什么会寄语下一届政府的主要官员，要不怕斗争？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有的事不是你可以回避的。

比如国家安全受到危害，这两年有了香港国安法，但是西方媒体或是外国政府、政客都没有放过我们，每次都是抹黑我们，像什么到国会提交一个报告、一个评估，说香港已经没有人权自由。对于这种事情，也是需要有一个斗争的心态，我们要展示理由和证据，比如要指出其它国家都有《国安法》，其它国家的《国安法》是怎么样的，我们必须要基于这个基础，去反驳。这也是一种心态上的斗争，斗争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尤其是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宪制秩序，所以必须要不怕。

“如果有负面评价就不做

香港会失去很多机会”

吴小莉：您会关注民意或其他议员对您的评价吗？

林郑月娥：我做了这么久的政府工作，我都比较能够接受批评，肯定不会为了争取民意，去做一些我觉得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有的人会觉得我不太听其他人意见，我看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太熟悉这个议题。

因为我做政府工作，每一个岗位我都做了，而且我做事情是看得很细的。一般大家都说，很多数字资料，林太可以随便讲出来。所以有时候到议会或是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人讲了一个意见，我不是不听，是我觉得他讲的基础不完全正确，我就要提出其实这个政策的基础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它有什么根据，它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有什么数字。可能有的人听了就觉得，你都不听我的意见，你就讲自己的事，就给了别人这个感觉。

我从大学毕业就加入政府，现在有42个年头了，要是没有这一份使命感，你很难在政府里面有创新、有突破。你每次做一些比较创新的政策或重要的项目，也可能会出现别人的批评和负面的看法，所以必须要有这个使命感：我做这件事，我有信念，这件事是为香港好，尽管有些人没有看到，但是最终他是会看到的。

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活化项目“大馆”，是一个文化艺术的中心，我们最早提出的时候都受到反对，附近的居民反对，有些文物保育团体也反对；2016年12月，我在北京故宫公布启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也是有反对，对我有批评。但是如果政府官员觉得，凡是有很难的事会受到批评、有负面的看法，就不做，香港就失去了太多的机会。我爱这个地方，我希望为这个地方争取每一个可以争取的项目或政策。

“42年来没有一刻，

觉得自己做错了”

吴小莉：42年政府生涯，您觉得算是完成您的初衷了吗？

林郑月娥：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的动力鼓励我，继续寻找最好的机会来满足我的初心，就是要把香港的社会改变过来，希望香港是一个更和谐、更平等、更安定、更繁荣的地方。

所以我42年来没有一刻，真的没有一刻，觉得当时做错了；也没有一刻，觉得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我觉得在每一个工作岗位都可以有能力，都可以发挥，不需要一定做特首。但是当了特首，责任当然更加大。所以现在有人问我的感受，我永远都是这四个字——如释重负，因为特首的担子真的不简单。

编导：梅苑

编辑：孟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