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崇祯十七年二月（公元1644年），明王朝存在的倒数第二月，大顺军持续攻城略地，距离京师越来越近，此时的朝廷内忧外患，经济上财政匮乏，军事上损兵失地，已处于崩溃边缘。崇祯皇帝在王朝覆灭之际仍想通过一些手段扭转局势。此前多年朝廷接连南征北战，内有义军兴起，外有满清虎视，加上此时天下灾祸不断，财政收入早处于入不敷出阶段，本就困难的军事状况更由于将领的克扣和虚报造成大量的围剿军队和驻边守军大多已终年难见饷银。不断地加派赋税进一步加深了官府和百姓的对抗，在此危亡时刻，为了稳住军队，扩增兵员，但饷银奇缺，崇祯把创收的对象转移到了特殊人群上。
据《天府广记》记载，明亡前夕，朱由检哭穷道：“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对此满朝大臣并不相信，左都御史李帮华上疏道：“祖宗设立内帑，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户部）掣肘，士无重赏，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陧，皇上犹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朱由检对此装聋作哑，不予批答。
内帑见底是假，吝啬是真，朱由检为了不动用自己的私房钱，于是在二月中旬就下令勋贵、太监与百官助饷，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顾名思义就是让统治阶层出钱为国续命，当然皇帝本人是不会出钱的，为了让百官顺从，朱由检密谕其岳父嘉定伯周奎，暗示他纳银十二万两，以示表率，这直接要了素来以吝啬出名的周奎老命，当即表示“老臣安得多金？”表示最多出一万两，一番讨价还价后女婿认为最少二万两，周奎只能暗中派人向女儿周皇后求救，为维护生父周奎颜面，周皇后私下送去五千两，示意周奎再添五千两即可，没成想思路清奇的嘉定伯反向操作，直接倒扣了两千两，剩下的才捐给朝廷，皇帝岳父如此，其他官员可想而知，文武百官大都以几十两至几百两交差，只有太康伯张国纪纳银二万两，太监见势不妙，也一并加入穷捐行列，太监中首富者王之心，据传家中单是藏银就有三十万两，朱由检为此让他解难纾困，他却答道“连年家计消乏”，最后仅捐一万两，其他太监见此纷纷将戏作足，在自家房门上大书“此房急卖”或干脆上街兜售古董瓷器以示家贫，见此收入寥寥，朱由检厚着脸皮下令实行摊派，规定每个衙门数目、按照官员籍贯、每省仕京官员数字强行纳银，同时命大臣推举“各省堪输者”（贪污多者）直接勒索。这次大张旗鼓地助饷“趣事”最后总计得银区区二十万两。。。
三月十九，北京城破，二十七日，审计工作开始，新的政权表示也要大家助饷（追赃），只是手段不再是文质彬彬，而是以德（武德）服人。据《甲申核真略》记载，“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被新朝录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辩即夹（夹刑）。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诸多官员、勋贵被送至刘宗敏、李友等人的大营内，抗拒不纳或者数目不及者用夹棍刑追，《明史》记载：“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由此人数之多，纳银之巨可见一斑。
追赃助饷期间，朱由检哭穷地“内帑业已如扫”据《甲申纪事》载“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甲申核真略》则记载“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如此庞大的数目竟然在皇帝口中是清澈见底一般，王朝存亡之际朱由检的吝啬令人发指。
先前同样吝啬的嘉定伯周奎在大顺军的追赃下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其他财物几十万两，首富太监王之心被刑夹追赃，最后出银十五万两，金银器物与此等值。大顺军入城后通过没收皇帝内帑，对百官、勋贵、太监追赃共得白银七千余万两，由此可见，明末统治阶层的贪婪吝啬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明王朝的覆灭是存在其客观必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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