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夫·詹姆斯 | 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

作者: [澳] 克莱夫·詹姆斯
出版社: 北京日报出版社
原作名: Cultural Amnesia: Notes in the Margin of My Time
译者: 丁骏 / 张楠 / 盛韵 / 冯洁音

本文为《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

克莱夫·詹姆斯用了四十年时间完成《文化失忆》，一部介绍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独出机杼的核心纲要”，由百篇历史人物评论组成，除了那些醒目的路标式人物，更多的是被留存在遗忘边缘的名字。二十世纪几次大灾难历尽生死存亡，无数人消失在晦暗的断裂中，更多不合时宜的事实经过筛选淬炼，重组为我们所知的历史。詹姆斯提醒人们，使文明成其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若要在新世纪得以留存，继承者们就不能放弃对过去的记忆。本书试图召回、感知和审视二十世纪动荡的精神生活，捕捉“一场盛大对话的边角”，以此抵抗遗忘，并重新建立联结。

詹姆斯通晓七种语言，贯通哲学、历史、政治和艺术，打磨出一份警句频出的现代文明回忆清单。从阿赫玛托娃（A）到茨威格（Z），作者写的不仅仅是闪耀的群星，还有人类一切创造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勾连及其周围环绕的黑暗，它们共同构成时间之海上一道明灭相间的星辉：或许会黯淡，但永不消逝。作为一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詹姆斯热诚的书写让历史回到当下的脉搏之中，并获得回应当下的能力：对于一切削弱人文主义联结的势力，任何创造性的活动都是必要的抗争。

不要把音乐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1880—1952）跟他的物理学家堂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混淆起来，前者出生于慕尼黑，1933年之后开始流亡，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去了伦敦。他大部分生命专注于学术，主要成果是三卷本历史著作《意大利情歌》（The Italian Madrigal ），以及他对克歇尔编莫扎特作品目录的修订。他写了一本关于莫扎特的通行专著——至今仍然是该领域最优秀的一部作品——还写了一部关于维也纳黄金时代的权威概论，《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Music in the Romantic Era ）。此外还有一些凝练的散文，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收录于《音乐散文集》（Essays on Music ，1956），这也是他最易读的一本书。在他那个时代，大作曲家的传记动辄几大卷（开此潮流的是厄恩斯特·纽曼的《瓦格纳》，不过如今已不再流行），所以爱因斯坦在一个段落里能表达那么多内容，着实让人大开眼界。他既有智慧，也有分寸感。后者并非总有前者相伴，但是前者若失去后者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若是任凭自己的想象力驰骋，很难想见如果莫扎特活

过三十五岁，舒伯特活过三十一岁，音乐世界会有怎样的

变化。

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最后的作品》，收录于《音乐散文集》

（Essays on Music）

在同一篇散文里，这位音乐理论家列了一张单子，细数莫扎特在比舒伯特多活的那几年里都做了些什么：“《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三部伟大的交响乐以及最后四部四重奏。”于是他重新聚焦于一个永远让人不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说舒伯特如果活得和贝多芬一样长，他有可能创造出什么，而是说如果舒伯特活得和莫扎特一样长，他有可能创造出什么。爱因斯坦并没有直接这样提问，但是他确定这是读者会提出的问题。爱因斯坦说，德语里fruhvollendet（直译为“过早完成”）这个词经常被奇怪而错误地用在英年早逝的作曲家身上，他们明明从未“完成”，而是早早就被打断了。

对于二十世纪研究艺术的犹太学者来说，一个艺术生命被腰斩是随时可能发生的现实。先是在分崩离析的欧洲，后来流落美国，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始终是在文明岌岌可危的阴“影中进行书写的。随时有遭迫害的威胁，他对于过往的观点难免带上悲观主义的色彩。他的莫扎特研究专著之所以伟大，一个因素是书中凸显了文化的脆弱。他把莫扎特天才的喷涌表现为与命运的赛跑。他把莫扎特这个异邦人看作一个Luftmensch *，很难在尘世找到一席之地。他对舒伯特也是一样的看法，他当然是正确的。舒伯特的事业——在德语中叫Laufbahn，意为他所走的路——忙碌而充实。当代的浪漫激进派把舒伯特描述为身陷重围的反叛者，其实他在中产阶级发达的维也纳如鱼得水，被朋友们围绕，是欢乐的代名词。但他也是神灵降世的化身。就算从飞碟里走出来，也不会比他更加不属于这个世界。

对这等天才我们如何解释呢？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天才的高产完全不会干扰他作品品质的卓越。我跟澳大利亚诗人彼得·波特有过一次对话，他对古典音乐有极深的造诣，他提出伟大的作曲家几乎个个如此。从福楼拜开始的现代文学或许让我们欣赏一种范式，那就是一小部分完美的作品，要用艺术家的一生精雕细琢而成，但是从巴赫直到马勒的音乐传统并非如此。作曲家们一气呵成，作品就是完美的。就算巴赫少写一百首康塔塔，他也不会创造出更好的康塔塔。

但即便是与多产的前辈后人相比，舒伯特也是特殊的。我自己进入舒伯特的音乐世界是通过钢琴奏鸣曲，由阿图尔·施纳贝尔演奏。理论上来说，我主要的兴趣是他的“艺术歌曲”（Lieder），但我发现歌词会成为干扰。德语懂得越多，我就越不喜欢那些歌词。（在法国的“香颂”传统中，最优秀的作品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福雷、哈恩、迪帕克和其他作家都精心配上了一流的歌词；但舒伯特不总是如此。）舒伯特的纯音乐作品没有这样的障碍：没有喋喋不休的词句来干扰行云流水的乐曲。一段时间之后，我可以把任何奏鸣曲中的任何乐句还原到它所属的奏鸣曲中，后来对交响乐我也可以这样做了。在剑桥时我结识了后来成为音乐理论家的罗伯特·奥莱吉。我们一起参加脚灯社 † ——我在爱丁堡艺术节创作了几出时俗讽刺剧，奥莱吉做音乐指导——如果当时就有人告诉我，他日后会成为我们首屈一指的乐理大家，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很遗憾奥莱吉没有谱更多曲子，他完全能写出美妙的旋律，毫不逊色于自己的研究对象迪帕克。）某天晚上，我们进行了一场有关音乐的长谈，互相炫耀自己最喜欢的伟大作曲家的名字和作品号。奥莱吉崇拜他们中的每一位，但是他说，舒伯特是超越崇拜的。他对我还没有听过C大调弦乐五重奏感到很惊讶，还预言说等我第一次听到时，那将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之一。

他是对的。我是听阿玛迪斯弦乐四重奏的成员外加一个乐手演奏的，我后来认为这场演出的“弹性节奏”（rubato）太华丽了；不过，一定程度的过度阐释也许对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是有帮助的。（过度阐释会替你做出反应：日后你会讨厌，但还是能帮你上路。）我本来觉得不会有比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更精彩的作品了，但是舒伯特C大调五重奏里的柔板能容纳贝多芬所有的精彩，然后还有多余的空间。三十年来，我只是偶尔再听这首五重奏：它会把我带到太远太深的地方，而且无论如何，我对这曲子早已谙熟于胸。但我已经知道，在我生命最后几年里我可能会反复听它，甚至可能听着它离世——最好是放到柔板的时候。我发现维特根斯坦在写给英国语言学家C. K.奥格登的一封信里提到了C大调五重奏，我毫不奇怪，反倒颇为自得。维特根斯坦称颂它为“神奇的伟大”，这样理性的一个人，使用的语言却非同一般地炽热。他本人以斜体强调了“神奇”二字，至为精当。没有比这更慎重的表达了。但这样心醉神迷的时刻，恰恰是回到爱因斯坦那句话的时刻。如果舒伯特再多活四年——即他与莫扎特的生命长度差——他不是能多写几首同样复杂的作品，而是多写几十首，甚至几百首。这就好比想一想只是因为一场病，我们失去了多少贝里尼的歌剧。（同样的病夺走了比才的生命，但他死时比贝里尼大三岁：如果他死于贝里尼的年龄，我们也就没有《卡门》可听了。）这不是像想一想我们失去了多少阿里斯托芬的剧作，因为有人放错了地方，或者塔西佗的《编年史》（Annals）少了多少卷，再也不可能知道塞扬努斯篡位败露的故事：这些作品都已经写出来了，它们存在过。但是贝里尼的歌剧，就像马萨乔的壁画，或者修拉的画作，我们失去了这些作品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它们的创造者不是太早完成：他们是被打断了。

在所有打断中，最不幸的莫过于舒伯特。而死于二十六岁的马萨乔不妨说是更令人痛心的损失。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们站在马萨乔的佛罗伦萨壁画前目瞪口呆时，还是可以这样安慰自己：米开朗基罗也曾立在同一处，一样被马萨乔化腐朽为神奇的天才所慑服。马萨乔的英年早逝让一幕奇迹戛然而止。但是也可以这样想：他也许早已完成了他能完成的所有革命，如果他继续活着，能留给我们的大都是一样的东西——也许会更宏大，更绚烂；甚至也许会达到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教堂拱顶和拉斐尔的梵蒂冈宫大厅的规模；但必然仍脱不开具象艺术的藩篱。他不可能一路发展到印象派、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但舒伯特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根本无法预测。爱因斯坦对艺术评论的贡献就在于，他提醒了我们这些批评家一点：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倾向，要为过去注入塑形之精神，让它们凝固定格。

诗意的敏感，如同诗意的创造力，充满了一种终结感。但我们所珍视的传统实际上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是二十世纪通过时代错误的暴力让我们清醒意识到的。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和切斯瓦夫·米沃什只是波兰现代文学最绚丽的花丛中的两枝，要不是某个纳粹恶棍在1942年用一颗子弹击穿了布鲁诺·舒尔茨的脑袋，波兰现代文学的全貌也许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番布局，虽然当时的舒尔茨已经五十岁了，但他可能刚刚开始他本可以写出的某部作品。作为一个画家，舒尔茨一生只开了一次画展，这是发生在整整一代犹太画家身上的事情。看到舒尔茨唯一一幅幸存下来的架上画时，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一股艺术创作的洪流才刚刚开始喷涌。但我们却只看到了一个开始。这样的可能性总在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脑中徘徊。当他还是一名年轻学者，纳粹噩梦尚未开始时，他的记忆中已存着东欧犹太人大屠杀 ‡ 。这是犹太人的贡献，一种模棱两可的特权：将过去的伟大作品设法消解掉的偶然性归还给过去。但伟大作品当然也包含偶然性，否则它们根本不可能被创造出来。中肯的批评会说明这些：偶然性的作用，推动着无可避免的一切的无常命运，以及创造出传世作品需要多少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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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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