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场劳动中的跟车卡嫂
图/传化慈善基金会
“卡”与“嫂”:探索公路货运业的
性别与劳动
作者 | 马丹
作者单位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原文 |
拙作《性别观念变迁的微观逻辑——以跟车卡嫂的劳动实践为例》有幸于《社会学研究》发表,我在内心喜悦之余,也深感如释重负:历时五年的卡嫂研究终于以理论文章的样式得以呈现,这是一次次田野调查中最深切的向往,也是文章写作过程中无数次推倒重来最持久的动力。感谢编辑部的邀请,让我以“作者手记”的方式再次回顾公路货运研究关于“卡”与“嫂”的思考,同时与大家分享如何从问题的提出、理论框架的确定与概念工具的选择三个方面进行性别与劳动的交叉研究。
2017年,我很荣幸地加入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主持的“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开始了对公路货运业的研究,迄今已经五年。在第一年研究“卡车司机的劳动过程”时,我与陪伴丈夫接受访谈的两位跟车卡嫂不期而遇。在放眼望去皆为男性的公路物流港,女性的出现宛如惊鸿一瞥,让人惊喜,也成为我研究性别与劳动最初的契机。只是彼时,依据男性卡车司机的访谈叙述与公路货运业的主流看法,我认为跟车卡嫂的角色仅限于“生产帮工与生活主妇”。
在路上找货的跟车卡嫂
图/传化慈善基金会
2018年,意犹未尽的我正式将卡嫂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30多位跟车卡嫂的深度访谈,我发现了两个颇为有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跟车卡嫂货运劳动的隐形化。在访谈中,如果只是单独询问跟车卡嫂在路上的工作,她们无一例外会回答:“洗洗衣服做做饭”。但是如果顺着公路货运的各个劳动环节仔细询问,就会发现从购车、挂靠到找货、配货,从装货、点数到运输、卸货,从封车、驾车到修车、保养,从谈价、讨薪到看油、看货,跟车卡嫂几乎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货运劳动的全过程。但无论是劳动量的估算与认定,还是劳动角色的解释与评价,她们的劳动价值都被极大地低估了。第二个问题是观念表达与劳动实践之间的张力。虽然跟车卡嫂在深度访谈与日常表达中都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劳动价值,但这并未阻碍她们继续跨越宏观与微观的性别界限去参与越来越多的货运劳动。这两个问题展示出跟车卡嫂劳动实践中的两组矛盾,一是“卡”的生产劳动属性与“嫂”的家庭照料属性之间的矛盾,二是跟车卡嫂表达出来的意识形态界限与劳动实践界限之间的分裂。在2018年的卡车司机调查报告中,我使用“双重家计”“隐性劳动”“身体规训”与“角色互构”四个概念描述卡嫂群体的劳动与生活,也约略提及这两组矛盾,但其背后的社会机制及理论解释仍悬而未决,需要继续探讨。
在路上做饭的跟车卡嫂
图/传化慈善基金会
在寻找理论框架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要解释跟车卡嫂劳动实践中的矛盾,仅从劳动过程出发尚不充分,因为它不仅涉及宏观与微观的劳动命题,还掺杂了性别分工与亲密关系等性别议题,需要找到一个包含了性别与劳动的交叉性研究框架。而在“将性别视角纳入劳动过程”与“将劳动过程纳入性别研究”的双向交叉视角中,我认为后者的数量与深度相比前者稍嫌不足,遂将之当成我进一步研究的焦点所在。在此基础上,我开始了最为困难也耗时最久的研究步骤:确定理论框架。在这个步骤中,使我受益匪浅的是田野调查的持续推进与理论阅读的深入拓展。
接受访谈的跟车卡嫂
图/马丹
2019至2020年,我以“职业性别隔离”为主题研究了女性卡车司机。女性卡车司机与跟车卡嫂既有交集,又有区别。经过田野调查,我将女性卡车司机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策略命名为“去标签化”与“性别工具箱”。我发现,潜伏于这两个概念底层的社会机制正是女性卡车司机性别意识的流动性与迂回性。2020至2021年,我研究了以男性为主体的卡车司机志愿者。卡车司机志愿者在向我讲述抗疫经历的同时,又鲜明地表达了男性卡车司机的性别观念,以及由此延伸而出的公路货运业的霸权性别观念。因此,在扩充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得以从跟车卡嫂劳动实践的单一思考中跳脱出来,站在这个行业不同劳动者的立场上重新审视卡嫂的劳动与生活,从而将宏观职业空间与劳动体制,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对比变成理论解释的组成部分。
理论阅读的深入拓展得益于我的多年好友、香港浸会大学彭铟旎教授的引领与鼓励。她通过自己的研究经历告诉我,当学者沉浸于丰富的田野资料而无法找到合适的理论支撑时,广泛深入的阅读是切实的解决办法。为此,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以“蓝领职业的职业性别隔离”“性别研究理论的最新发展”“性别与劳动的交叉研究”等作为主题线索进行了大量阅读,并在阅读中反复对比自己的田野资料,寻找理论的突破点。在阅读与对比中我发现,一方面,男性主导蓝领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仍留有充足的理论空间,尤其是结合具体职业空间与劳动实践以探索性别隔离机制的研究。其中,性别观念是最常出现的研究变量,但是已有研究不是把性别观念当作无需详加解释的自变量或背景概念直接使用,就是以社会文化论的角度单向关注性别观念对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而鲜少测量或解释职业性别隔离的职业当中性别观念的变迁,尤其是微观劳动实践中的性别观念变迁。另一方面,作为性别多层次系统中的背景式文化规范,性别观念框架的包容性很强,它不仅足以涵盖宏观职业空间与微观劳动实践,也可容纳社会结构的紧迫性与个体的能动性,还可同时涉及性别与劳动的诸多层面。至此,基于田野调查的扩充与深度阅读的心得,我决定立足于性别观念及其变迁的探索来搭建理论框架,深入研究跟车卡嫂劳动实践中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随之而来的困难是,作为颇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性别观念这枚硬币的另外一面其实是其薄弱的可操作性,例如性别观念只有笼统的、缺乏共识的松散定义,可对应于gender ideology,也可对应于gender (role) attitudes;性别观念的理论化研究路径与实证化研究路径也存在分化:性别意识的研究往往偏重理论解释而缺乏经验证明,性别态度的研究又多半集中于宏观单向勘测,等等。因此,为了提高性别观念理论框架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我对该框架进行了概念工具的更新。这项工作并非始自当下,Gerson与Peiss于1985年就提出了性别观念的动态论,力主脱离性别观念的单向线性范式,将性别观念看作多层次的动态系统,并对性别观念进行了多层次动态范式下的分类。但是我认为Gerson与Peiss的分类基础是性别二元对立的单一结构,已不能适应更加多元与复杂的性别结构。思及跟车卡嫂的劳动实践,我决定使用“抽象”与“具体”的哲学分类进行概念工具的更新。马克思使用“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标识商品价值的二重性,Acker使用“抽象工人”与“具体工人”解释性别内置于生产组织当中的恒久性,我则希望使用“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彰显性别观念微观逻辑下的分化与流动。除了“抽象性别观念”与“具体性别观念”这对明确的概念线索,在匿名评审专家的启发下,我还在文中充实了“职业空间”与“劳动实践”这两个隐含的概念工具,分别以男性主导与变动性、自雇生产体制等作为透镜观察性别观念变迁的特点,以丰富性别观念框架的纵向与横向分析,同时在性别框架中深度嵌入职业空间与劳动过程的展示,更完整地展现性别与劳动的交叉活动。
综上,我从问题的提出、理论框架的确定与概念工具的更新总结了公路货运业关于性别与劳动的研究心得,希望以此抛砖引玉,在未来见证更多深入的思考。最后,我想借此机会表达诚挚的感谢。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宝贵的意见与建议使我醍醐灌顶,得以使用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文章,并进行了多项修正与补充。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老师们高效而顺畅的沟通,严谨而认真的敬业态度,使我充分意识到一篇文章的发表是怎样凝结了诸位编辑老师的心血与劳动。感谢传化慈善基金会对卡车司机研究的支持与帮助,连续五年的资助使得我们对卡车司机群体持续而深入的研究成为可能。感谢“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的各位同仁,大家在田野调查中的同甘共苦、在思想上的相互砥砺令我终生难忘。我更要感谢所有接受我访谈的跟车卡嫂,对于她们日夜奔波于货场、服务区与连绵不绝的公路的货运生活而言,希望我的文章能够成为详实的记录与温暖的注脚。
文章照片由作者提供,均已获传化慈善基金会和卡嫂本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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